早年生涯

姚依林生於香港，需用英文名報戶口，所以得名「威廉」。又因是家族中的「克」字輩，所以母親又為他取中文名「克廣」，其中「廣」字代表出生地。姚依林進清華大學學習後，因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長袍，身材顯得偉岸，所以同學們起了綽號「姚胖子」。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後也仍然俗稱「姚胖子」。到天津工作時曾用假名「許志庸」。直到抗日戰爭期間冀東暴動後，部隊給每人發津貼時要有名字，他想起在上海時曾借給他左翼書籍的人叫「薏林」，乃給自己定名「依林」。

姚依林3個月大時，1917年父親病逝。姚依林隨母親蔡亦民、姐姐姚錦新投奔時任江蘇省武進縣知事的二伯父姚紹枝。蔡亦民曾在洋學堂教外文，為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帶著姚錦新、姚依林到上海讀書。蔡亦民用丈夫的撫恤金在杭州購置了一棟房屋，用房租及教學工資撫養子女。青少年時代，姚依林是在上海度過。中學時在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學習，其間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姚依林和其他年青人一樣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很不滿。自那時起，姚依林閱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馬列主義著作及左翼刊物，並參加上海青年抗日遊行。

學生領袖

1934年，姚依林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化學系。入學不久，在世界語學會的活動中，結識了北平師範大學學生周小舟，二人常相互交流對時政和社會的看法。1935年，經周小舟介紹，姚依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衛會）。此後，他經常刻印武衛會傳單在學校內外秘密張貼散發。他與同學楊述一起辦的政治刊物《東方既白》常介紹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以及共產國際的活動，他還親自摘譯轉載《共產國際通訊》及《共產國際半月刊》英文版的文章。1935年暑期後，他當選清華大學學生會委員。

1935年7月至8月間，黃河水災。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北平的武衛會發起籌設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1935年9月，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成立。姚依林作為清華大學代表參加了成立大會。會後，他發動學生展開救濟募捐，同時負責管理捐款。該活動募得約兩千多銀元，大部分捐給山東省賑災，留下大約五百元備用。這筆錢即後來一二·九運動的經費之一。在北平中共黨組織支持下，以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為基礎，1935年11月成立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負責組織北平各校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姚依林任北平學聯秘書長，並於1935年11月經周小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南京國民政府準備於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所謂華北特殊化。得知這一消息的北平學聯黨團決定在12月9日發動抗日救國學生請願遊行。12月8日晚，姚依林和彭濤、郭明秋、黃敬、孫敬文開會，研究12月9日學生請願遊行活動的組織安排，決定由黃敬在遊行隊伍中指揮，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單北亞咖啡館內坐鎮指揮，彭濤作為實際領導人不公開露面。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人的具體組織和指揮下，北平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學生走上街頭舉行學生請願遊行，此即一二·九運動。12月16日又一次發動學生請願遊行。一二·九運動後不久，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改組北平學聯黨團，姚依林任黨團書記。

從天津到晉察冀

1936年6月，姚依林按照中共黨組織的安排轉赴天津，起初主持編輯中共天津市委機關刊物《世界》，並協助編輯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刊物《長城》。不久，被任命為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部長，負責學生工作。1937年6月，姚依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1937年7月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七七事變發生，日軍占領北平和天津後，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將所有不能在平津立足的中共黨員和抗日分子撤出平津，大部分去太原分配工作。根據北方局指示，姚依林和中共天津市委經近兩個月工作，將需經天津轉移的中共黨員和青年學生數千人撤離天津。同時，姚依林還領導恢復了天津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及活動。

1937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領導機關，負責平津及冀東淪陷區的工作。9月，姚依林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兼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他還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系學習。1938年4月，在姚依林領導下，秘密電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園建立，暢通了中共中央與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天津市委的聯繫。1938年7月，姚依林參與組織冀東暴動。1938年9月，姚依林奉命離開天津到冀東，11月來到平西抗日根據地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冀熱察區委委員、宣傳部部長。1939年7月，到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當時稱北方分局）任秘書長。

1941年秋，日軍「掃蕩」晉察冀北嶽地區，姚依林率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警衛、勤雜、文秘人員突圍時，被日軍圍困在烏王口西北的山溝。姚依林等人堅持七晝夜才脫險。1942年5月，日軍在冀中發動規模巨大的「掃蕩」，時逢大旱，晉察冀邊區進入空前困難時期。姚依林按照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指示，組織分局機關種糧種菜。他還利用在清華大學學到的化學知識，指導成立了工業生產小組，製造肥皂、墨水、土炸藥。1943年9月，日軍「掃蕩」冀西山區。姚依林率20餘人的手槍隊駐五台山一個多月。日軍撤退後，他們才返回原駐地阜平縣。

財經領導

1945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改為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姚依林仍任秘書長。1946年5月，姚依林調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商處副處長。上任不久，國軍進攻張家口，工商處的任務從籌款轉為準備戰爭。1946年10月上旬，工商處組織晉察冀邊區的工人、技術人員等將全部機器設備轉移至山中，繼續生產武器彈藥。姚依林重點負責組織技術人員製造武器彈藥。在他領導下，生產出大量的炸藥、手榴彈、82毫米迫擊炮、手槍、步槍、地雷等。因炸藥缺乏，技術人員在鐵棍內改裝辣椒末，製造出了「辣椒末手榴彈」，成為炸碉堡的利器。還用醫用氧氣筒製造大迫擊炮炮彈，稱為「氧氣筒炮彈」，在清風店戰役中顯示了威力。

1947年11月起，姚依林歷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業局局長、工商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及秘書長。石家莊戰役後，為統一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的財經工作，1948年上半年，姚依林在邯鄲主持召開兩區聯合的華北財經會議。並組織兩區物資交流，統一對國統區的貿易。194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成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1948年6月至9月，姚依林任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工商廳廳長。1948年9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後，姚依林任工商部部長，同時任華北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成員。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後，姚依林主持召開華北地區包括山東部分工商界領導人會議，作出了保護私營工商業、禁止挖地主[需要消歧義]浮財等決議，從而糾正了華北地區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左」的錯誤。

1949年1月，姚依林率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工作人員進入天津戰役後的天津。姚依林布置接收了天津海關，沒收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在天津的信託局，並讓一般商店照常營業。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姚依林率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分工作人員抵達北平，接收了北平海關、東交民巷的外國商行辦事機構。他還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同美國共產黨代表尼爾遜談中美貿易，同蘇聯代表簽訂向蘇聯提供3萬噸谷種的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姚依林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商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副部長，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財貿政治部主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副書記等職務。

姚依林是主管國家財貿工作的中央領導的主要助手之一，參與研究、制定、實施了國家若干重大經濟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國家面臨的財政及經濟困難十分嚴重。為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姚依林在建立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利用、限制、改造私營工商業，發展對外貿易等方面都做了許多工作，對確立商品流通中國營商業主渠道地位，穩定物價，打擊投機資本，安定人民生活，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姚依林堅決執行中央提出的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參與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積極穩定市場。他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階段物價政策的設想，獲周恩來肯定。他組織安排了副食品的收購及分配，確保大中城市及工礦區居民基本副食品供應[4]。

1966年文革爆發後，姚依林受到嚴重迫害。1973年11月，姚依林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任內與該部其他領導共同抵制了「四人幫」對外貿工作的干擾破壞，為開闢出口貨源、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恢復並發展對外貿易做了許多努力。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姚依林貫徹全面整頓方針。在隨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姚依林頂著壓力艱難維持外貿工作。

1977年3月，姚依林任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組長。1978年8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組織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清除「四人幫」影響，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姚依林積極支持並投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反對「兩個凡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1979年3月，中央決定設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姚依林任秘書長，任內協助陳雲、李先念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清理「左」傾錯誤影響，為調整國民經濟做了許多工作。

1979年7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姚依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工作。此後，還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引進智力領導小組組長。他主持編制並實施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第七個五年計劃，主持編制了第八個五年計劃。在制定「六五」計劃時，姚依林強調計劃要從國力的可能出發，面向市場，面向人民生活，計劃指標勿過高，應留有餘地。在「七五」期間，姚依林反覆強調建設規模須和國力相適應的原則，主持制定了產業政策若干規定。他強調要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社會供求總量平衡。他重視加強重點建設，注意農業發展，曾經多次強調糧食問題的重要性。姚依林主持制定了計劃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方案。他強調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政府要轉變職能。他積極參加了創建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帶的決策及實施。

1987年，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姚依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升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負責常務工作。六四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堅決支持李鵬，對學生運動採取軍事鎮壓，並是唯一一位沒有與學生對話的政治局常委。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和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後，姚依林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姚依林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他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委員，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他還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病逝，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