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瑞月於1921年2月8日出生於臺南市，父親經營旅社「群英會館」，上頭有兩個哥哥，她為家中最小的孩子。由於在中學時期至臺南宮古座劇場看見石井漠舞蹈團的演出，心生嚮往，待臺南第二高等女校畢業後便前往日本跟隨石井漠學習現代舞，後來因為石井漠眼疾加重，轉而跟隨他最傑出的弟子石井綠學舞。並且於1945年畢業於日本石井綠舞蹈研究所。旅日期間，隨舞蹈團赴越南、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及日本各大城市演出。遠赴日本習舞和南洋勞軍期間開闊了她對舞蹈風格的認識與想像，更與石井綠老師奠定深厚師生情誼。

1945年日本戰敗，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紛紛搭船返鄉，已在日本與南洋累積千場以上表演的蔡瑞月，忍痛放棄在日的個人舞蹈發表會，婉拒恩師的極力挽留，搭上最後一艘回臺灣的船，回到思慕已久的家鄉。

1946年2月，大久丸號上乘載了兩千多名臺灣留學生，蔡瑞月在航程中創作《印度之歌》與《咱愛咱臺灣》兩支舞碼，在太平洋漫長的返鄉航程中踩踏步伐，伴隨其他留學生為舞碼所演奏的旋律，期盼盡快回到故鄉將舞蹈種子撒在她愛的土地之上，印度之歌也被喻為臺灣第一支現代舞。3月，她應友人邀請在臺南太平境教會進行回臺後第一次現代舞演出，引發各界熱烈迴響。在希望她開班授課的呼聲中，臺南第一間舞蹈社誕生在群英會館，蔡瑞月實現了返鄉時的夢想。 蔡瑞月自日本學舞回到臺南後演出不斷，不時應邀至各地演出，在舞蹈界的名聲迅速廣為人知，是她非常具有活力的時期。一場在臺北國際戲院（現為西門町萬年商業大樓）的演出，結識當時於長官公署交響樂團擔任編審的詩人雷石榆，相戀不久即結為連理。婚後，蔡瑞月將教學與創作重心移到臺北，和於臺大任教中國文學課程的雷石榆居住在教職宿舍。平時與藝文界來往頻繁，家中時有文人藝術家雅聚，如黃榮燦、藍蔭鼎與白克等都是座上常客。

蔡瑞月懷胎後仍繼續教舞與表演；懷孕八個月時，她穿著舞衣與舞蹈家林明德演出雙人舞《幻夢》及《印度的麗園》、《飛鳥》與《水社的夢歌》，是一場最奇妙的母子同臺演出。兒子雷大鵬誕生後，夫婦倆獲允在宿舍開設舞蹈社，許多就讀高中的年輕女孩來向她習舞，一家三口過著與舞蹈自此緊密難分的生活。

然而，幸福的生活難抵社會情勢的變化，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各界精英被捕或無故失蹤，臺北社會情勢風聲鶴唳。一天，兩個來路不明的陌生人來到家裡找雷石榆，僅告知：「傅斯年校長找你有事」，便將雷石榆帶離家中，自此，蔡瑞月等了許多孤寂夜暝。當時拘留犯人的地方主要為警備總司令部以及保安處，蔡瑞月每日不停地在兩處往返找雷石榆，卻尋人未果，直到透過臺北市長游彌堅的協助，才能將物品送給在保安處的丈夫，卻依然無法見上一面。兩、三個月後，蔡瑞月收到來自雷石榆的字條，表示他目前被關在中山北路一段的警備處，不久將被驅除出境，並已請求長官讓妻子一同前往香港，故要她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臺灣。隔日前往警備處探望，終於見到雷石榆，他被關木籠裡，鬚髮雜亂如同野獸，心痛的她只能再度回到家中苦等消息。但雷石榆卻在準備離境當天，再度被監禁在基隆港務局拘留所，蔡瑞月日日抱著兒子前往探視。一日，兒子的哭聲驚擾拘留所長官，引起一番斥罵，她便不敢再帶兒子探望。不料再次獨自前往基隆港時，得知雷石榆即將遣送出境，但她擔心此行一去便再也無法回到臺灣，於是與雷石榆協議待回臺南打點妥當，再和他會合，相約以信息聯絡。雷石榆一行人在環環監視之下離開臺灣，她在岸上不斷地揮手，直到再也看不見親愛夫婿搭乘的小船。單純的兩人不知，此行一別，再見已是四十餘年後。身為雷石榆好友的魏子雲當時不顧政治壓力，一直照顧蔡瑞月。

蔡瑞月從臺南再度回到臺北，欲辦理出境手續與雷石榆相會，卻因先生有案未被獲准出境，這才恍然大悟，她和雷石榆可能永遠無法再見。往後的日子，她在農安街另起爐灶，再開舞蹈社，學生人數依然眾多。雷石榆被遣送出境數月後，因準備東海岸演出將孩子托予兄嫂照顧，待演出前一日再和家人與學生們會合。未料出發到東海岸演出前晚，來了兩位特務以問話為由強行將她帶走，一出門口便用黑布蒙上眼睛，押上一臺黑色吉普車，黑暗中不知命運將駛向何方。第一個所囚之處為臺北保安處，原以為問完話後便會被釋放，而後卻被換上青色囚衣關進十坪大的狹小牢房，裡面關了近二十個人，陸續有人被抓進來，也有人被抓去槍斃，蔡瑞月深感不妙，不知何時才能出去。獄中時間為了排解大家心中恐懼，她帶著獄友拉筋、練身、編舞蹈小品，空間窄小擁擠，大都是在原地獨舞或雙人舞，彼此輪流當觀眾和表演者，紓解各自不同悲鬱。但更多時間是無止盡地等待，不知何時重獲自由、不知自己是否為下一個被槍斃的孤人。除了恐懼，更思念牢獄外的兒子和家人，身心俱疲。所有人只能空空地呆坐著，空空地等待不能把握的未來到來—如果還有未來。 半年後蔡瑞月被送到內湖一間由學校改造的監獄，獄方知道她會跳舞，便要求她在中秋節負責編排節目。當家中寄來舞蹈所需服裝與道具，裡頭附了一副輓聯，才明白原來父親已經過世。她憑藉這些道具編了舞劇《嫦娥奔月》，自己則在《母親的呼喚》中扮演尋找摯愛孩兒的老婦。排練過程當中時常想起已逝父親與許久未見的兒子大鵬，傷感不已。中秋節當天一行人到中山堂[需要消歧義]演出，她多麼希望當卡車經過農安街時能夠看見思念的家人。中山堂的後臺曾是多麼熟悉的場景，在記憶中此處進出的原是她的舞蹈學生與家長，今日卻只有穿著青色囚衣的囚犯。

出獄後蔡瑞月仍以舞蹈教學維生，但白色恐怖陰影未因離開牢獄而散去。起先回到臺北農安街開班授課，授課期間警察時常要求查看學生家長的身份證，對學生審問許多問題，上課時常受擾中斷。當時有許多大學欲贊助演出，每當準備妥善即將演出之際卻突然取消，令她時感沮喪。為避免持續這樣的情形，舞蹈社不到幾個月便得搬家一次，生活飄搖不定。雷石榆被迫出境不久便遭受牢獄之災的她，出獄後仍極想與丈夫聯絡，於是曾寫信寄往香港—「雷石榆先生收」是一封沒有地址的信，即便如此這封信仍然落於特務手中，蔡瑞月自此過著持續一、二十年必須每日報告行蹤的日子，收信者為「報到室」。

1953年底，為實現擁有獨立演出場地的夢想，機緣之下搬到中山北路二段為橫形日式房舍的現址，格局理想，適合改造成舞蹈教室。舞蹈社於極盛時期學生達三、四百人，從週一到週六上午八點大門一開、地板擦拭乾淨，學生絡繹不絕直到到晚上九點，緊接到十一點及週日下午則為舞者排練時間。舞蹈社演出活動多，在最密集的時期每隔三天就有一場演出，飯店、電視臺與各式邀請場合中時常可見舞蹈團身影。蔡瑞月亦為日本與美國開設兒童班與婦女班，為因應眾多來往的學生與舞者需求，舞蹈社靠近更衣間旁設有餐廳，長時間開伙供應舞者們用餐休息，舞蹈社門口時常亦有三輪車排班，來來去去不斷接送學生與老師趕課、排練或接洽演出事宜。 一九五九年，舞蹈社正式立案並更名為「中華舞蹈社」。

一九八三年，蔡瑞月應邀參加韓國舉辦的「亞洲舞蹈節」與由文建會主辦的「七二年代舞展」參展，同年取得澳洲居留權，隨子移民澳洲。媳婦蕭渥廷為她從臺北警察總局取得良民證，她手握良民證，淚水撲簌而下，過往入獄紀錄終被刪除，此時的蔡瑞月已經六十餘歲。她靜靜地離開最愛的鄉土與日夜心繫的舞蹈社，即使可以就此擺脫長久以來如同水蛭般吸取靈魂與尊嚴的政治迫害，離開所愛的一切仍是千萬般的難以割捨。 一九九○年，在家人陪同之下，至中國保定與當年被迫分離的丈夫雷石榆聚面，兩人闊別蒼蒼四十年。一九九四年，出獄後萬般辛勞設立的中華舞蹈社面臨拆除危機，舞蹈社發起文化救援運動。一九九九年，回臺重建舞作隔日舞蹈社遭縱火，大半輩子心血幾乎全毀，她站在焦黑的舞蹈社前說：「我好像失去了一個女兒」。即使歷經重挫，年逾八十仍創作不輟，二○○四年與數位國際舞蹈家聯手以臺灣「四二四刺蔣事件」為主題，編作《讓我像個人一樣的站起來！》，並進行第二次舞作重建。二○○五年展開《林義雄靜默的腳印》的研究工作，直至於澳洲因病逝世前仍掛心舞作，後輩仍於臺灣為她持續燃燒對舞蹈、對鄉土的熱愛。

1994年，政府為建立捷運系統，做出了拆屋還地的法院判決。蔡老師的舞蹈社同時也是她的家，忽然的，就面臨了拆毀的命運。為了讓政府收回這個決定，舞蹈社整理出大批蔡瑞月女士的舞蹈照片、手稿、服裝等，目的是希望向蔡瑞月致敬活動能呼籲政府重視保存舞蹈先驅一生創作的文化地標 。於是重整及挽救舞蹈社內大量臺灣早期舞蹈史料的資源(照片、影帶、手稿、舞譜、服飾、景片及舞蹈資料)，並號召當代舞蹈、音樂、繪畫、劇場工作者於此充滿意義的空間，跨界演出共同為保留蔡瑞月舞蹈社並為臺北藝術特區請命。在這樣的背景下，在1994年蔡瑞月舞蹈社發起了臺北藝術運動名為「從這個黃昏到另一個黃昏」，希望爭取將舞蹈社保留為一個「藝術文化特區」，讓這個充滿歷史與記憶的地方能夠被留下，並爭取一個在都市中的藝文空間。10月8日下午五點，也就是原訂的拆除日期，在舞蹈社開始了連續24小時不間斷的各式演出，三位舞者被吊車吊上15層樓高的空中，在空中24小時不飲不食的靜坐，而其他約四十個藝術團體自發性的登記時段，並接力演出，包括了裝置、雕塑、舞蹈、樂團、塗鴉等等，在這24小時中，將這個地方作為藝文工作者自由表演的空間。在當時臺北市長陳水扁的堅持下被保留。但後又因市政府控告佔用，經基金會董事許陽明、陳林頌擬定朝向空間公共化，並獲得董事會的認同後，展開古蹟的陳請與宣傳遊說，獲得舞蹈界與藝文界的認同，更展開多項藝術行動。1999年蔡瑞月舞蹈社被指定為市定古蹟，但在指定的兩天後的凌晨，隨即遭縱火，許多珍貴資料遭焚毀。 1999年蔡瑞月老師受邀回國進行舞作重建，迎接她的卻是焦黑的舞蹈社，但蔡瑞月仍堅持在舞蹈社內進行舞作重建，藝文界的朋友被這樣的行徑感動，也紛紛至舞蹈社進行紀錄與創作。並將這些創作義賣，款項捐贈成立臺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現今持續營運蔡瑞月舞蹈社。持續透過每年的蔡瑞月舞蹈節以及蔡瑞月文化論壇，延續蔡瑞月的精神。並繼續當初成為一個藝文基地的理想。

而最終蔡瑞月也於2005年逝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