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7日，因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而誕生的「中山大學」成立於莫斯科；位址為莫斯科沃爾宏卡街（俄語：Улица Волхонка）16號。同日，國民黨俄國顧問鮑羅庭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佈「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建立。

當時，國民黨中央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經過他，被稱為廣州國民政府‘保姆’ 的鮑羅庭一手操辦「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國的招生；他在會議上建議國民黨選派學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個提議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並成立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招生委員會。選派工作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進行，消息傳開，上萬名青年踴躍報考，考「中大」一時成為革命的時髦象徵。

考試在廣東大學舉行，考題僅是一篇題為《什麼是國民革命?》的文章。廣州是全國革命的中心，最終錄取的300名學生中，廣州就占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區50名，鮑羅廷特別推薦了20名，他推薦的都是國民黨要人子弟，如蔣中正之子蔣經國、邵力子公子邵志剛、李宗仁內弟魏允成、張發奎弟弟張發明、鄧演達弟弟鄧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沸沸揚揚的莫斯科中大招生無疑激發了每一個熱血青年的革命熱情，時髦的‘誘惑’毫不例外地衝擊蔣中正苦心經營的黃埔軍校。在此之前，革命青年以報考黃埔軍校為莫大榮耀，而今許多黃埔生還未畢業，就吵吵嚷嚷到國民黨中央執委申請報考「中大」。眼看黃埔校園軍心不穩，蔣中正大傷腦筋，因黃埔軍校1、2期學員即將畢業，他急需這批少壯軍官，便下令嚴禁黃埔1、2期學生報考。但這道禁令並沒有‘一刀切’，黃埔1期生鄧文儀偷偷報考，並獲得通過，於是他跑到汕頭前線，向蔣中正懇請恩准，經過一番軟磨硬纏，校長終於在報告上簽了字；而黃埔1期的另一位中共學生左權在鄧文儀前腳一走，便打起背包後腳就跟。

「莫斯科中山大學」招生的對象並不僅是國民黨人，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是為當時國共合作的中國大革命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特殊學校。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國共雙方挑選了310名學生前往學習，其中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占了學員總數的80%以上。在那個年代，蘇聯成了最令人神往的聖地，送子女去蘇聯學習，在國民黨上層已經形成一種風尚。

1925年10月25日，在漫長的等待與周折之後，第一批赴蘇學員集結在上海，在蘇聯駐上海領事協助下，學生們躲避過北洋軍閥的警務盤察，登上了開往蘇聯的貨輪。顛簸航行一周後，輪船靠泊在蘇聯遠東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改乘西伯利亞列車奔赴遙遠的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園裡有一座3層樓的小別墅，還有花園、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這座古建築是「十月革命」前一個俄國貴族的官邸，屋頂浮雕華美，室內吊燈堂皇，每間房屋都高大敞亮，一個大廳已改成禮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學校。

「莫斯科中山大學」採用小班制上課，課程主要有俄文、歷史（主要是各種革命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學制兩年。還有一門重要課程就是軍事訓練，該課程每週一天，主要內容為步兵操典、射擊、武器維修等。

當時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還處於秘密狀態，不對外公開，也不掛牌子，每一個「中大」學生都起了個很好聽的蘇聯名字，這主要考慮到中國學生回國以後的安全。

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廳主席台上懸掛著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列寧、孫文的畫像並列懸掛在兩國國旗中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主持了開學典禮並作精彩的演講；這位僅次於列寧，在共產國際和蘇聯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詼諧的語言說：「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如果他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雙肩一聳，那他就絕不配當俄國的共產黨人和蘇聯公民……」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講話讓身處異國他鄉的中國學子們頗受感動，「托洛茨基主義」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園滋潤了一片土壤。

也有人說，「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黨團組織，學生每天需上至少4小時的俄文課，內容也跟現時人們所知道的文科天差地遠、甚至幾乎完全無關；學生每天都要撰文‘反省’，彙報思想。不過，中國籍學生的待遇確實比俄籍本地學生的待遇為佳；此時的蘇聯，國內戰爭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各項經濟建設還沒有走向正軌，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卻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還動用了當時十分緊缺的外匯供學生回國探親用，盡一切努力來保證學校的教學需要和學生生活。中國學生享有優於蘇聯教師的待遇，學校給學生發西服、大衣、皮鞋、冬裝，寒暑假還組織學生進行夏令營或參觀旅遊；對此，蔣經國也曾感到‘不好意思’，對俄國學生懷有同情。

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國學習軍事的國民黨學員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久，中共旅歐支部的20名黨、團員在法國受到巴黎警察當局的迫害，根據黨的指示，也轉道來到莫斯科，這批學員中有鄧小平、傅鐘、李卓然等。

「莫斯科中山大學」基本單位為小組，1926年初約340多人，編成11個小組；到了1927年初，學生達600餘人。由於學生水準參差不齊，學校為文化程度差的學生設了預科班，進行初級教育，對俄語程度高的學生設有翻譯速成班，張聞天、楊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學生。

「莫斯科中山大學」名義上是為國民黨而辦的，所以「中大」的管理者有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1926年夏，邵力子來到莫斯科，代表國民黨進駐「莫斯科中山大學」負責監理工作，成為「中大」的理事會成員。這期間，國民黨要人宋慶齡、馮玉祥、胡漢民等紛紛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演講。

1927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佔領了被北洋軍閥長期盤踞的上海；消息傳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們歡欣鼓舞，欣喜若狂，湧上街頭歡慶勝利。然而，歡呼的浪潮尚未平息，20餘天之後，蔣中正當局進行「清黨」（即四一二事件）。

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

根據史達林的意見，共產國際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並從「中山大學」抽調了部分俄語功底好的學生擔任大會籌備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飛夫人）、孟慶樹（王明妻子）、杜作祥（陳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曼雲等人都參加了大會籌備組材料翻譯工作。大會材料都是「中山大學」教授依據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指示擬寫的，幾位「中大」學生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翻譯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決議和檔，他們比「中共六大」領導層核心人物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人還先看到六大文件。六大之後，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等領導人根據中大學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當然，向忠發是全力支持史達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頓以後，揚言要把「中大」的託派學生統統開除。

六屆一中全會後，共產國際為培養更多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幹部，決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增辦一個特別班，輪訓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何叔衡、葉劍英等便是這個特別班的學員。

1928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康澤、賀衷寒、陳春圃等國民黨籍學生被遣送回國。蔣經國沒有走，被送到列寧格勒紅軍政治學院深造，另有一些國民黨要人的子弟被送到西伯利亞勞動改造。

1930年2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關閉「莫斯科中山大學」。至此，這所在留蘇教育史、中蘇關係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響的大學結束了其歷時短短5年的歷史，前後大約有1400多名學生在此學習。

歷史影響：

「莫斯科中山大學」不是風平浪靜的世外桃源，而是具有濃郁的文化特徵的政治舞台，因此註定是同中國的革命進程和聯共內部的鬥爭緊密相聯的「十字街頭的高塔」，而不會是疏離於時代風潮的「象牙塔」。這裡各種矛盾交織，震撼人心的事件接連不斷，無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狂風，還是中國大革命的驟雨，都曾在校園裡激起強烈的波瀾，常常使得留蘇學生們處於時代和政治的浪潮中無法抽身。

「莫斯科中山大學」對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短短5年間，它總共接收了859名國共兩黨留學生。其中共產黨方面有「28個半布爾什維克」、鄧小平、陳伯達、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趙一曼、左權、王稼祥、楊尚昆等；國民黨方面有蔣經國、谷正綱、谷正鼎、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馮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鄧文儀、鄭介民、康澤等。可以說，曾經為國共兩黨培養過大量幹部的學校就是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

蔣經國說過，烏蘭夫是跟他當年曾坐於同一椅、旁邊的同學。

廣州、莫斯科、高雄3所「中山大學」，皆為一黨制國家所創，基於社會主義特徵的政治思想為黨國推行黨化教育（partification of education），美國華裔歷史學家葉文心概括為「中山大學模式」。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神州學人、新華網、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