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稻垣藤兵衛於大稻埕獨資創辦「人類之家」，分為「社會部」與「兒童部」，設立目標以改善貧民生活、透過日常接觸來感化、教育民眾，稻垣本人親自指導，期望能同時改善貧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服務內容包括民眾指導、施醫、救護遊民、寄宿、發給旅費、婦女保護、斡旋調停、保護不良少年、貸予兒童學用品、兒童供食、職業輔導講習等，完全不遜於現今綜合性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大稻埕」因歷史與自然環境因素，成為北部最重要的商業地區，然而在這繁華市街的背後，稻垣藤兵衛卻發現有許多已達學齡兒童未能就學，整日在街上遊蕩嬉戲，沒有受到適切的教育。

根據《台北廳誌》記載，1916年，台北廳初等普通教育機關，為日本人設立20所小學校，就學兒童共5740人，為台灣人設立的公學校則有49所，就學兒童達13883人。但進一步參酌學齡兒童入學率的統計資料，可發現日籍學童入學比例高達96％，台灣學童則僅有14％，當國家機器無法提供所有學童公平受教的機會，首當其衝自然為家境貧困的學童，導致就學機會相對性受到剝奪。

為扭轉這種狀況，稻垣藤兵衛隨後假六館街原博愛醫院舊跡為塾舍，首創改良書房，名曰「稻江義塾」，收容失學兒童，授予知識及教育，以期協助脫離貧窮困境的可能。「稻江義塾」主要收容與教導的對象為本島兒童，因此課程使用的文字以漢文為主，授課內容則包含：修身、國語、漢文、算數、習字等五科；授課內容幾乎等同於公學校，但或許是受限於學習空間與師資來源，致使學科的多樣性不如公學校，但在當時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稻江義塾」幾乎可被視為公學校的替代性教育機構，成為生活環境困苦的失學兒童就學的選擇。

「稻江義塾」初創時學生僅數名，聘一位台灣人教師開始授課，一年後已有100多位學生，知名的「礦工畫家」洪瑞麟9歲時（1921年）即就讀於此；學費視學生家庭的經濟能力給付，家貧者免費；另設夜間班、週六班，提供家貧且完全無法就學之子弟唸書的機會。學校經費不足的部分，由稻垣氏負擔，其他則來自社會捐助，有「衛生總督」之稱的高木友枝、板橋林家各房、黃東茂、辜顯榮等都曾捐款。除了紳商的捐款，稻垣藤兵衛亦舉辦義塾後援活動募款，比如1920年義塾4周年時，11、12月期間，曾在日新街教堂（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會）舉行慈善活動寫真會，義塾亦每晚舉行基督教演說會。

歷史學家林衡道曾有如下描述：「大正10年，那時我還是8歲的學童，常常坐手車經過『人類之家』門外，小孩子當然不懂『人類之家』的意義，只記得有一群穿著破舊衣服的小孩，好像在那裡唸書、唱歌，有些小孩圍著一位好像是日本人的老師，在彈著破舊的風琴邊唱歌，也有的做一些體操活動，那時我年紀雖小，但大概知道這個地方是貧苦家庭子弟的私塾。」

當時，以一個日本人走進純粹台灣人居住的區域，是盤據在城內（城中區）自以為優越的日本人所輕蔑、不屑一顧的，「大稻埕」屬於「化外之地」，不過，人道主義者稻垣視它為「可親的樂園」，並在此域投入社會福祉的工作。此事對於趾高氣揚的統治者來說，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他亦被大稻埕人稱為「奇怪的日本人」、「怪傑」。

1920年，「稻江義塾」設立滿4周年，稻垣藤兵衛寫的〈敬告稻江人士〉文中提到，「學生時代，有所感觸，誓願於神曰，於此世間，最勞力最難做之事，即勞力多而報酬少，人人所厭棄而不顧之事，願拾而為之……」，本著人道主義，致力於社會事業，是稻垣藤兵衛畢生的志業，「人類之家」意謂著「人類愛之家」。

1922年6月，稻垣藤兵衛更有驚人之舉，他提倡「廢娼運動」，走上萬華歡慈市（甘薯市）展開行動，還親自跑到這些特種營業場所發傳單，並於8月5日在榮座舉辦關於自由廢業的演說與辯論，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僅僅1年多的時間，花街的鶯鶯燕燕逃脫監視，跑到「人類之家」尋求協助的就有60多人，造成這些特種營業場所非常大的震撼；龜公鴇母聯名到派出所控告他拐誘藏匿婦女，並多次想陷害他入獄，所幸都沒有成功，最後，政府當局及這些場所業主也不得不在社會壓力下逐步改善工作的條件，為長期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女性，在不平的黑暗人生路，帶來一絲絲微弱光明。

1927年4月10日，《台灣民報》報導了稻垣藤兵衛創辦《非台灣》月刊的消息；《非台灣》係報紙型刊物，以「人類愛」為出發點，其宣言如下：

「我們以現下的台灣為非，而急於我們信以為是的台灣的建設。我們是愛台灣，但是，所愛台灣不是為我們自己愛的，是為台灣愛的，並且我們是超越台灣而愛台灣的。所謂『超越台灣而愛台灣』是什麼意思呢？是說為世界與人類而愛台灣的意思。我們活在台灣，但是我們是超越台灣而活在台灣的，我們是要盡我們的使命，貢獻於世界改造與人類完成的大業，而就在這蕞爾的小島內，開始了我們的部署。」

那時，正值蔣渭水醫師等人在大稻埕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推展民族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本來「蹠犬吠堯，各為其主」，稻垣藤兵衛卻經常跑去站「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積極參與非武裝抗日運動，港町文化講座（今「莊協發‧港町文史講亭」隔鄰第二間）常見他以「愛之運動」、「社會廓清論」……為題，聲嘶力竭，為著台灣人的自由平等在吶喊；日警對這個搗蛋的同胞深為痛恨，但卻拿他沒辦法。

1927年7月，稻垣藤兵衛與「台灣新劇第一人」張維賢、林斐芳、周合源等人組成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參與社會與政治改造運動，「愛愛寮」創辦人施乾也隨後加入。但孤魂聯盟勢單力薄，作用不大，在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澎湃的政治社會運動中的「孤魂」而已。

稻垣藤兵衛的「橫衝直闖」，很少獲得聲援，致使他的運動經常有頭無尾，但他對「稻江義塾」和「人類之家」的努力，始終如一。1927年，稻垣藤兵衛向台北市役所申請了位於下奎府町（今赤峰街建成公園一帶）一塊官有荒地，營建他推動其慈善事業的所在，「人類之家」大約在1930年遷入；依據日本時代官廳資料，原在港町的「人類之家」仍持續運作，等於是有兩處「人類之家」，且在1931年起，每年紀元節均有一筆來自日本皇室的補助金。

戰後，稻垣藤兵衛被遣送返日，這位「大稻埕怪傑」的後半生，再也沒有人注意了。然而，他的義行與熱情，卻在那個時代滋潤不少台灣兒童與婦女的心。

歷史影響：

「人類之家」和「稻江義墊」興起之背景，是為了因應當地都市化所產生之社會亂象，其他各地包括嘉義鄰保館（1934年）、台中鄰保館（1936年）、東勢社會館（1937年）、彰化鄰保館（1937年）、豐原社會館（1937年）以及清水社會館（1937年） 的設立時間則相對較晚。七大會館中，除了「人類之家」較具私人慈善性質之外，其餘多數具備半官方的色彩，負責運作經營者多為地方「方面委員」之社會事業助成會，屬於一種地方團體，團體代表主要為地方行政首長（如知事、市尹）或莊長、街長，會員多為地方慈善家或中上階級者。可見，台灣早期睦鄰運動精神雖然是源自於英國的湯恩比館，但除了「人類之家」外，其運作方式則受到日本部份融合社會行政與社區工作之影響，並非完全屬於私人的志願性工作。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為求生存與平等待遇，透過各種方式爭取權利，當時主要領導者多為台籍知識份子。在台30多年的稻垣藤兵衛懷著跨越族群藩籬的信念，積極推動社會教化事業、支持台灣民族運動，將其一生貢獻於台灣，即便有著兩極評價，但他始終堅持信念，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他的著名口號『超越台灣而愛台灣』，現今看來，意義尤為重大，也為今日的知識份子，在維護台灣主體意識時，找到某些可能的實踐途徑。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紀事、台灣海外網、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