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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鴻昌遇刺
時間
1934年11月09日 ~ 1934年11月24日
地點
天津、北平
相關人物
吉鴻昌
、
馮玉祥
、
宣俠父
、
蔣中正
、
冷欣
、
宋慶齡
、
王天木
、
方振武
、
何應欽
、高樹勳、
商震
、
陳恭澍
、
南漢宸
、
戴笠
、陳資一、鄭恩普、王文、呂一民、呂問友、楊華庭、
任應岐
、劉少南、李幹三、
鄭介民
、
孔祥熙
、
宋美齡
、林少文、胡紅霞
資料來源：每日頭條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吉鴻昌曾經擔任抗日同盟軍北路總指揮，後來加入共產黨，不久，在天津國民飯店被軍統特務刺殺，未死，被冠上叛國的罪名，執行槍決。
背景：
吉鴻昌，河南扶溝人，受父親影響，幼年即具有愛國思想。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便投到馮玉祥部當兵；他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被馮賞識，提升為手槍連連長，因驍勇善戰，屢立戰功，不久又提升為營長。
1921年，吉鴻昌回鄉探親時，拿出全部積蓄，利用一所破廟作校舍，創辦了「呂北初級小學」，立下規定：凡是貧家子弟，一律免費上學；學校規模一度壯大，曾被譽為「豫東第一」。
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十幾年裡，吉鴻昌雖不斷陞官，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他嚴於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此時，吉鴻昌結識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開始接觸革命思想。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了西安之戰。
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升任師長，歸屬馮部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佔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譽為「鐵軍」。
1928年，吉鴻昌任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
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了軍隊和吏治，致力於漢回團結，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春，馮、閻、蔣「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被馮玉祥委任為第3路軍總指揮，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在豫東一帶重創蔣軍。在蔣中正收買、分化和瓦解之下，馮、閻反蔣聯合戰線不久就四分五裂了，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全線崩潰，所部分別為蔣收編，吉鴻昌被任命為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防區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帶，擔任「剿共」任務，不久奉命「圍剿」鄂豫皖蘇革命根據地。
吉鴻昌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向其部下和士兵們宣傳「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思想，「託病」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後，曾在潢川組織所部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在三道河給蘇區寫信，表示決不與紅軍打仗，還隨時準備棄暗投明。
同年5月，蔣中正電令吉鴻昌向安徽金家寨進剿紅軍，並派冷欣為特派員駐吉鴻昌總部監視，而吉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內戰。9月，蔣中正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解除了他的軍職，迫使他以「考察軍事」名義出國。
在國外，吉鴻昌利用記者的採訪，以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並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在德國，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參觀訪問，遭到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悲憤之下，吉鴻昌揮筆疾書：「渴飲美齡血，饑餐介石頭。歸來報命日，恢復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 2月28日，吉鴻昌回國，返抵上海，他通過原西北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與上海黨組織接頭，不久返回天津，與華北政治保衛局取得聯繫。隨後，他整理出版《環球視察記》，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4月，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按照黨的指示，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策劃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赴泰山面見自己的老上級馮玉祥，陳述抗日決心，並毀家紓難，變賣家產6萬元購買武器，積極聯絡各地抗日零散武裝，作起兵抗日的準備。期間，他還同宋慶齡等愛國人士進行廣泛接觸，並參加東北抗日救國後援會的工作。
1933年春，蔣中正命令「復興社」王天木來津建立特務組織——天津站，下設情報組和行動組，並配備秘密電台。
5月26日，馮玉祥、方振武等依靠蘇聯的武器支援和集合東北義勇軍在張家口宣佈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第2軍軍長、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察哈爾警備司令，隨即率部進攻察北日偽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縣，將日軍驅出察境。 察北四城的收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然而，蔣中正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飭責「抗日同盟軍」破壞國策，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與日軍夾擊同盟軍。
8月26日，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勳會合，建立蘇區，遭到國民黨軍隊攔截；無奈之下，吉鴻昌找到方振武，準備一同進攻由國民革命軍駐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進到日軍和國軍交界的非武裝區，日軍飛機投放傳單，要求吉鴻昌部隊3日內離開，不然派兵剿滅，吉鴻昌在3日內離開了。10月10日，吉鴻昌部隊進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軍、晉軍、西北軍包圍，軍隊彈盡糧絕而瓦解。
為了保存抗日實力，吉鴻昌與方振武到國民黨第32軍駐地與商震談判；不料，蔣中正電令商震把他們押送北平審問。途中，吉鴻昌二人用計脫身，潛往天津。
1934年5月，吉鴻昌參與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爲大同盟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家三樓，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所，出版《民族戰旗》報，作爲大同盟的機關刊物，他的住宅也成為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因而被黨內同志稱為「紅樓」。這一時期，按照黨的要求，他與中共祕密黨組織的同志一起，奔波於平津及華北各地，聯絡各方，策反舊部，訓練骨幹，因此被蔣中正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決意進行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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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34年，陳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長。下半年，由天津軍統特務將偵察到的吉鴻昌開展活動的情況上報南京，蔣中正大為震怒，一方面發出通緝吉鴻昌、南漢宸、宣俠父的緊急命令﹔一方面通過軍統頭子戴笠，派天津站長陳恭澍負責對吉鴻昌等人進行殺害，並分別任命陳資一、鄭恩普和王文為情報組和行動組組長。
為了盡快完成這項任務，陳恭澍與王文經過反覆磋商後，決定吸收幾名膽大心細、善於搞特務活動的人具體執行刺殺活動。王文先來到北平，在西單商場門前，巧遇多年未見的表兄呂一民；王文眼前一亮，這不正是最好的人選嗎？呂一民將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當即表示願為蔣委員長效力。
到天津不久，呂一民吸收比他小8歲的本家侄子呂問友為情報助手，在英租界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壽里）弄到一所樓房作為據點，開展特務活動，至此，刺殺吉鴻昌的小組成員已全部聚齊；陳恭澍負責指揮，呂一民、呂問友、楊華庭（女）和王文執行偵察和具體刺殺實施。
吉鴻昌潛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紅樓（今和平區花園路4號），並以此為聚會點，三樓的燈光常常亮至深夜，透過窗簾縫隙，人影隱約可見。呂一民等與租界工部局勾結，白天化裝成小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門口附近察看﹔夜晚便在四周往來巡視，伺機動手。
吉鴻昌有所察覺後，便把聚會點轉移至法租界惠中飯店，以打牌做為掩護；後因特務時常跟蹤，吉鴻昌復又搬到英租界牆子河外牛津別墅，並將聚會點轉移到國民飯店。這一招果然奏效，有較長一段時間沒有受到特務的干擾。
一天，呂問友跟蹤任應岐至國民飯店，果然在二樓45號房發現了吉鴻昌。陳恭澍獲悉後非常高興，親自出馬來到國民飯店後門，躲在汽車裡指揮行動。首先，由王文、二呂及楊華庭在45號對面也開了一個房間。
45號房內，吉鴻昌與任應岐、劉少南及李幹三一邊打牌一邊談著工作，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於是他脫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為弄清第一射擊目標吉鴻昌的位置，楊華庭找來一個小皮球，在樓道裡佯作拍球遊戲，當飯店茶役走進45號送水時，她將球扔了進去，借找球為名，闖進室內，偵察了眾人的位置。
1934年11月9日晚，一切準備就緒，陳恭澍命二呂執行刺殺任務，王、楊把門接應。
這時，屋裡的牌局正好搬莊換門，劉少南換到了吉鴻昌的位置，他也脫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門大開，二呂衝進屋內，對準楊華庭報告的位置開槍便射，劉少南中彈當即死亡；跳彈傷及吉鴻昌的右肩，他急撲上去踢掉手槍，二呂見勢不妙，衝出門外，與王、楊一起由西餐部倉皇逃走。
法國工部局巡捕聞聽槍聲，衝上樓來，將吉鴻昌送進醫院稍加治療後，連同任應岐、李幹三一同拘押於工部局。
11月10日，國民黨北平軍分會軍統特派員鄭介民來津，與法租界當局秘密協商引渡吉、任之事。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齡由綏遠經北平至津，為引渡吉鴻昌，對法租界施加壓力，並以行賄手段買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審訊，又被押往國民黨第51軍軍法處受審，並關押於曹家花園陸軍監獄（今河北區月緯路64號），李幹三被釋放。
此後，何應欽唯恐夜長夢多，急電令天津當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 日，吉鴻昌、任應岐及吉的連襟林少文等3 人，被武裝軍警秘密押往北平。
11月23日，北平軍分會舉行了「軍法會審」，以‘叛國罪’和‘叛黨罪’判處吉鴻昌槍決。
11月24日，何應欽接到蔣中正的加急密電，上寫：「就地槍決」；何立即在吉、任卷宗上用朱筆批了‘立槍決’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綁’，交部下執行。
面對「立時槍決」的命令，吉鴻昌鎮定安詳地要來紙和筆，揮筆疾書，給夫人胡紅霞的遺囑中寫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然後，吉鴻昌披上斗篷，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用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歷史影響：
這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國民政府封鎖消息的情況下，一時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泰晤士報》披露了這一驚人的新聞，國內各報也相繼報道；但兇手是誰，不得而知。
當日行刺後，陳恭澍帶呂一民等人，乘晚車返回北平，向軍統頭子鄭介民作了匯報；陳恭澍受到國民政府的通令嘉獎，但他唯恐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遂隱居於北平西單舍飯寺花園飯店暫避風聲；呂一民從此也受到軍統局局長戴笠的信賴，並於1935年被提升為軍統局直屬天津情報組組長；王文因刺殺有功，被提升為天津站站長，1939 年又升為軍統局華北區區長。同年7月，特務組織被日本憲兵隊破壞，王文被日特打死，陳恭澍此次倖免一死，逃往重慶，升任軍統局第3處處長，後又升為軍統上海區區長，1941年被日偽特工隊逮捕，叛蔣投敵。
天津解放後，二呂一直匿居天津。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匿居津門的二呂拒不登記，隱瞞特務身份，經人民舉發，終被公安人員捕獲，解送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審理。審訊中，二人對刺殺吉鴻昌的事實供認不諱。
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7條第3項及第17條的規定，判處呂一民、呂問友死刑，其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均予以沒收。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中文百科在線、人民網、每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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