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譚平山於北京大學相識，其後在五四運動中並肩戰鬥，接著聯袂發起成立中共早期組織，國民大革命中，兩人更是堪稱生死與共，後來因故反目，至死再沒來往，於歷史長河中留下千古遺憾。

背景：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學第3號《佈告》「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令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貼出，陳獨秀在蔡元培力薦下，以‘品學兼優’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執掌北大文科後，陳獨秀利用校長蔡元培賦予的北大文科有關人事和行政權，延聘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學者到北大任教，鼓勵和支持文科師生成立各種進步學術文化團體和出版相應的書刊。在其不懈努力下，北大一改腐朽不堪的校風，成為活潑、民主、自由的校園新天地。

在陳獨秀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文科在校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人於1918年1月19日發起成立了新的學術組織。思想進步的譚平山得知後，即與俞平伯、張崧年等14人於這年秋加入其中。隨後，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影響下，該組織又創辦《新潮》雜志。譚平山以其為戰鬥陣地，先後發表《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系論》、《共產黨宣言十大要綱》等文，宣傳十月革命，宣傳社會主義，漸為陳獨秀所注目。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陳獨秀與文科哲學系青年學生譚平山相識。

陳獨秀那樂觀大氣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鞭辟入裡的分析，都讓譚平山深為嘆服。而思想進步、傾向革命、對封建三綱五常舊禮教異常痛恨的譚平山，也給同為‘選學妖孽’、誓與封建禮教相決裂的民主革命鬥士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為開端，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學，交談時事，研討對策。

1919年5月4日，對於在封閉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滯的中華大地，是一個長夜破曉的時刻：該日下午1時許，北京數所學校3000餘名愛國學生齊集天安門，他們高呼‘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21條’等口號，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稍後，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警察總監吳炳湘率大批人馬趕到鎮壓，逮捕學生代表30餘人。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即「五四運動」，倏然爆發。

在「五四運動」前夜，陳獨秀曾連夜執筆，寫出了《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鬥檄文，並在五四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予以刊發。受陳獨秀影響，譚平山先是參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召開的學生大會，會議決定在5月4日齊集天安門開大會。會後，譚平山和同學們手執標語小旗，與北京十幾所專科以上學校約3000人舉行了示威遊行。稍後，譚平山又參加了「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怒斥陸宗輿，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鬥爭」。最後，譚平山還被北京軍警逮捕，關入監獄。

陳獨秀與蔡元培等人四處奔波，最終迫使北洋軍閥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

5月18日，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侷限在學生階層中，以及有些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等錯誤認識，陳獨秀發表了《敬告中國國民》一文，號召全民起來奮鬥；譚平山對此極為支持。此後，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的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及時發出戰鬥檄文，鼓舞了譚平山等一大批進步學生。

6月11日晚10時，為推動運動的進一步深入，陳獨秀不顧危險，親自到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不料，正當他在新世界娛樂場向下層露臺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時，被北洋軍閥政府的便衣警察當場逮捕，押往外右五區警署。

陳獨秀被捕一事隨後被報紙披露，引發軒然大波。各界紛紛譴責政府破壞輿論自由，摧殘近代思潮，要求盡快釋放陳獨秀。譚平山等人四處活動，為營救陳獨秀而竭盡心力；在眾人的努力下，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率先致函京師警察廳請予保釋陳獨秀；6月16日至20日，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亦聯絡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民國大學等高校著名教授學者70餘人簽名請保陳獨秀；6月25日，安徽同鄉會、在京皖籍官紳、安徽省長呂調雲相繼致電京師警察廳請盡快釋放陳獨秀。

面對聲勢浩大的保陳風潮，京師警察廳不得不做出「念陳獨秀尚係學子，應予從寬，准以保釋，但按豫戒法第三條四款施以預戒」的裁決。於是，1919年9月17日，在譚平山等一大批陳獨秀的同志及朋友營救下，經受了83天牢獄之災的陳獨秀得以保釋出獄。譚平山從此堅定了追隨陳獨秀鬧革命的雄心壯志。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鬥爭，激發了許多年輕人火熱的愛國熱情。為傳播新思想，在陳獨秀創辦之《新青年》雜志鼓舞下，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在上海創辦了《政衡》小報，逐步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化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譚平山從北京大學學成畢業，回到廣州，到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任教。他遵照陳獨秀的囑咐，成立「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建立廣東早期中共組織打下基礎。稍後，譚平山又同譚植棠、陳公博等人聯手創辦《廣東群報》，蔡元培、陳獨秀、陳公博、譚植棠、譚天度（譚夏聲）、胡適等均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文章。

1921年1月，共產黨廣東支部正式成立，首任書記由陳獨秀擔任，後由譚平山接任。此後，陳獨秀與譚平山等人便以廣東為陣地，積極向廣大青年灌輸革命思想，著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努力壯大革命隊伍。

1921年7月23日，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等地的10餘位代表於上海秘密召開會議，共襄成立中國共產黨之盛舉。經過數天的激烈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明確了黨的奮鬥目標和基本任務，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並推舉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

為了貫徹黨的一大提出的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即組織工人階級、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當時該機關在全國設立了四個分部，譚平山在陳獨秀提議下出任南方分部主任。譚平山特別注重工人運動及組建工會，他回到廣東後半年，僅在廣州就成立了32個工會。為通俗宣傳馬克思主義，譚平山用廣州方言寫了《今日工人團體應有口既責任》；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他還積極支持農民運動，建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其領導下，廣東工農運動風起雲湧，多次受到陳獨秀的誇贊。

三大後，國共兩黨開始實現第一次合作，廣州遂成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此後，譚平山曾作為共產黨人代表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和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農政部長等要職。相知相交多年的陳獨秀和譚平山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齊心協力，並肩作戰，為國民革命的順利進行和工農運動的不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