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9日，失業工人聯合會組織了2000餘工人，趁歡迎美國第七艦隊司令訪滬之機，打出‘我們要復工、要飯吃’的橫幅，上街遊行，造成廣泛社會影響。接著，滬西失業工人於9月20日、23日連續組織有上萬人參加的請願、遊行，先後包圍國民黨市黨部和市總工會，要求復工和救濟，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同時，民主政府和工會領導組織公營企業工人、私營工商業職工、手工業工人和農村雇工積極開展了增加工資運動。最終，公營工廠工人的工資由政府做了統一調整，在私營工商業中，工人在工會的組織下，通過與資本家說理和協商，按民主政府有關農村雇工保護法令，在雇主與雇工雙方自願的基礎上，把增資內容寫進合同，達到了增資的目的。

經過鬥爭，紡織業於10月起陸續復工，機器業民營小廠也相繼復工，官僚資本的大廠稍後漸次開工。然而，實際復工的後方失業工人為數仍然十分有限；根據《時代日報》與《經濟週報》披露，全市失業者不下50萬人，復工僅占0.5%。

1946年1月22日，1萬多名滬東失業工人率先行動起來，他們衝破警察設置的封鎖線，舉行失業工人復工、救濟請願大會和遊行，沿途大批失業工人、店員加入了遊行行列。遊行隊伍到達市政府，在社會局門前請願，提出的要求是：保障就業和救濟失業工人，復員外遷和停工倒閉的企業必須給工人發遣散費和回鄉費，平抑物價、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社會局被迫答應勝利後失業的工人儘先錄用、向失業工人發放救濟麵粉等要求。

由於物價飛漲、外貨傾銷、苛捐雜稅，廣大工人群眾處於艱難境地。3月8日上午，上海各界婦女約3萬人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隆重舉行聯合紀念三八節大會，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同時，上海市47家紡織廠13萬名職工，提出調整底薪，實行按生活費指數增加工資，以及承認工會等21項要求，並以罷工行動迫使資方答應工人的要求。此一行動，乃參考上海電力公司職工及其他公用事業職工的鬥爭行動而為；此階段的勞工訴求，都與生活指數變動相連結。經過3個月的反復交涉、談判，滬東一部分失業工人才陸續進廠復工，但是大部分失業工人仍陷於失業境地。

在「復工鬥爭」中，還有一批抗戰期間隨工廠內遷至四川、貴州、湖南等地，抗戰勝利後回滬的失業工人。因國民黨政府部門對他們的就業和生活置若罔聞，原先允諾的所謂‘後方工人復工有優先權’完全成了一句空話，他們組成代表團，到處奔走呼號，要求復工就業，並於3月22日舉行遊行，向社會局請願。經過反復談判、鬥爭，達成復工時與上海失業工人按二八比例分配、改善招待所伙食待遇等協議。

5月31日，1000多名後方失業工人再次到市社會局請願，社會局負責人避不見面，被激怒的工人湧進社會局。大批軍警包圍社會局，工人們拉上鐵門，把軍警攔在外面。

後經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範調解，社會局表示立即成立專門機構處理來滬失業工人就業和救濟問題。其後，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鄧發代表解放區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與朱學範等一同出席世界工會代表大會。

「復工鬥爭」經過了9個月的作戰，使得眾多回滬失業工人進廠復工，其他失業工人得到一定的救濟。然而，國民黨政府前方受挫、後院起火，面臨了軍事、政治的全面危機，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即將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即將到來。

歷史影響：

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是「復工鬥爭」的主要階段，上海工人群眾自發地掀起了一系列以維持生活為目的的經濟鬥爭，參加此類罷工鬥爭的人數達到45萬；罷工、怠工、請願、遊行、開群眾大會，已成為工人的家常便飯，他們為工資、工時、待遇而鬥爭，為發米、發佈、發賞金而鬥爭，廠方開除工人或添人也會引發鬥爭，有時候端午節、中秋節吃月餅也要鬥。

工人的團結、組織及紀律性也明顯增強，各主要產業和手工業，包括理髮、浴室等行業均有了工會組織；工人在群眾大會、請願、遊行示威中，均能迅速地集合排隊，寫標語、呼口號、唱歌等等，秩序井然，隊伍雄壯整齊。

1946年6月下旬，全面內戰爆發後，國統區生產萎縮，市場蕭條，物價飛漲，人民求生存、反饑餓的要求日益迫切。

1947年2月，國民政府宣布凍結生活指數，引起上海工人的激烈抗爭，先後開展了反對美軍暴行的鬥爭，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鬥爭，反對凍結生活指數等鬥爭，工人們緊急行動起來，‘積極生產，武裝自衛，鞏固後方，支援前線’，‘一手拿槍，一手拿錘’，邊戰鬥邊生產，成立工人糾察隊，保衛工廠，維持治安，除奸防特，捐錢捐物，支援前線。

國共在工會的鬥爭愈演愈熾，國民政府對罷工下達禁止令，工人與軍警的的衝突時有所見聞。上海100多個工會的會員、130多所學校和其他各界人士共10萬人，在上海北站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歡送請願團赴南京向當局呼籲和平；請願團成員馬敘倫等在南京下關站卻遭到暴徒圍攻毒打，此即「下關慘案」。

5月1日，上海市總工會舉行五一慶祝活動，勞工高呼反對政府凍結生活指數，台上則大力宣傳反共，形成強烈對比。

5月20日，南京發生鎮壓學生請願活動（即520慘案），上海學生奮起聲援，並與工人要求解凍生活指數的行動結合，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三反運動」，為共軍的解放行動鋪陳第二條戰線。

6月30日，國民政府通過工會法條正案，此乃我國工業法第五次修正。

在國共競相介入工會的背景下，全國工會數在1948年達到歷年最高峰，有11000之多，會員數則高達549萬人。國民黨頒佈了《戡亂總動員令》等一系列法令，卻無法鎮壓日益高漲的人民革命運動。

（資料來源，參考：中工網、東方網、上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