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4月5日，法國天主教堂於三岔河口破土動工，舉行奠基典禮。北京教區法籍主教蘇鳳文專程來津，駐津各國領事、文武官員及天津地方要員應邀參加。

5月16日，拆毀了「崇禧觀」舊址。

11月6日，教堂建成，平面呈長方形，高10米、寬10米、長30米，建築面積812平方米，占地3000平方米，建築風格採用哥特式，鐘樓正面鑲大理石匾，上刻法文金字「聖母得勝堂」，當時的天津城再也找不出第二棟這樣宏偉的建築。教堂坐北面南，為石基磚木結構建築，青磚牆面，正面有3座平頂塔樓呈山字形，中間的塔樓最高，高12米，呈筆架式結構；兩側塔樓頂部各鑲有8個獸頭，下雨時，雨水能從獸頭口中湧出。教堂內部並列兩排大約40多根石柱，支撐拱形大頂，無隔間與隔層，入口兩側設有扶壁，內部有三道通廊，中廊稍高，側廊次之，屬巴西利卡型；窗戶是用五彩玻璃組成的幾何圖案，整座建築屋頂和牆壁都有彩繪，內部地面鋪滿了黑白相間的花磚，顯得華麗而莊嚴。

這是天主教傳入天津後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旁邊還有教堂辦的育嬰堂，專門收養無父無母的孤兒。一年四季，法國教堂和育嬰堂的大門都緊緊關閉，偶爾進出的幾個人都從小門通過；這一時期，法國駐天津領事館也搬進了教堂以東的「望海樓」行宮遺址。

1870年，天津府遭遇大旱，不少村莊幾乎顆粒無收，成千上萬的人湧進天津城乞討，城內物價暴漲，人心囂浮。就在此時，城內發生了多起兒童失蹤案件；6月初，疫病侵襲了天津，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死亡，屍體被草草掩埋在城外。結合當時的兒童失蹤案件，百姓之中流傳一種說法，說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派人抓小孩子挖眼剖心製藥；當時中國社會上此類傳聞頗多，讓人信以為真。

幾日後，天津縣抓獲了人犯武蘭珍，供出自己是受法國天主堂的王三主使。6月21日上午11點，天津鎮總兵周家勳、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押著拐犯武蘭珍到望海樓教堂對質，神父謝福音矢口否認，該堂也並無王三其人。對質毫無結果，教堂外圍觀了許多民眾，劉傑令大家各自散去。

下午2點，教堂門口的民眾與教士發生口角，周圍群眾重又聚集，通商大臣崇厚令劉傑派兵鎮壓。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看到事態發展，意識到了清政府是站在老百姓這一邊的，立即帶隨從往通商衙門見崇厚，並開槍威嚇，砸毀器物。在返回的路上，他又遇到知縣劉傑，最後發展到雙方對峙的局面，盛怒之下的法國領事終於開槍，打傷知縣的隨從，事情徹底鬧大了。在場群眾怒不可遏，將豐大業及其隨從圍住痛擊致死，緊接著又鳴鑼聚起了數千人，放火焚燒了「望海樓」教堂和旁邊的法國領事館，成為當時著名的「火燒望海樓」事件。

隨後，憤怒的民眾過海河浮橋將東門外的「仁慈堂」燒毀，並拆毀了另外幾所講書堂，搗毀了幾座英國及美國教堂。混亂中，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被打死。整個行動持續3個小時，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

消息傳到京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震驚萬分，主管大臣、38歲的皇叔恭親王奕訢更是恐懼不已。奕訢這些年辦理洋務，用他自己的話說，好比江湖上走繩索的賣藝人，步步都須格外謹慎，即便如此也常出亂子。

「火燒望海樓」之後，法國駐京公使館公使羅淑亞認為蒙受了奇恥大辱，他聯合英、美、俄、比利時等6國向清廷提出嚴重抗議。法國政府停泊在遠東的3艘軍艦也集結於天津、煙台一帶。

清廷政府這才意識到，這回玩大了，於是趕忙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去津查辦此案。曾國藩經過實地調查之後，認為這次的事，雖然是法國領事打死我國人民在先，但論事件的起因，還是因為民眾聽信了不實的謠言，圍攻教堂。

「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配黑龍江，天津鎮總兵陳國瑞被處死，另外處死為首殺人者18人，判處徒刑27人，對法國及列強賠銀49萬7285兩，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國道歉謝罪，此事終於告一段落。

但天津城內民間反洋教的呼聲仍在持續；這也能從《天津地方誌》中查到：「1873年3月1日，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奕訢，告之據駐津領事孟甘報告，天津發現張貼反洋教侵略的揭帖，請通知海關道設法禁止。12月15日，法國公使熱福理照會奕訢，說天津商鋪正在暗中售賣火燒望海樓教堂的木刻畫，據調查係從武清傳來，要求奕訢予以處理。」

1873年和1881年，法國公使熱福理和寶海先後兩次向清政府提出重修「望海樓」教堂，但都沒有結果。1884年，中方有人提出要鏟平「望海樓」教堂廢墟，經談判也未獲進展。1896年，法國公使施鄂蘭乘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失利之機，親赴總理衙門交涉重修「望海樓」教堂事宜，他向清政府提出4項具體條件，其中包括教堂要依照原狀徹底修復，保持教堂正面在修繕時不得有絲毫改變。清政府接受了法國公使提出的條件，命直隸總督王文韶與法國駐津領事杜士蘭協商辦理；重建工程定在1897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發生27周年之時開工。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義和團再度焚毀了「望海樓」教堂。但法國人也在這個問題上較起了勁兒，1904年，法國領事館又用‘庚子賠款’按原形制重建了這座教堂。

民國以後，社會接受「仁慈堂」的益處增多，人們才逐漸打破以前的成見，「仁慈堂」的慈善事業也得到了發展。

1912年，天主教天津教區成立，主教座堂最初就設在「望海樓」天主堂；之後主教座堂遷至1916年建成的「西開教堂」。

「望海樓」教堂還經歷過一次「視覺上的挪移」——在海河截彎取直工程中，海河改道，原來在海河左岸的教堂成為右岸的標誌。從1901年至1923年，海河先後進行了6次截彎取直；其中1918年，海河工程局與順直水利委員會共同進行了第5次截彎取直工程，這就是三岔口截彎。當時南運河、北運河及金鐘河在三岔口匯集進入海河，過於彎曲的河道，不僅影響了海河上游各河水的下泄，而且不利於上漲的潮水通過。

這次截彎全長474米，縮短河道1585米，原來三岔河口位置在獅子林橋一帶，截彎改道後，延伸到現在金鋼橋的位置。工程前，南北運河彎曲環繞，兩河之間呈馬蹄形，工程完工後，北運河——海河成直流河道，馬蹄形地塊與海河以東廣大地域連成一片，海河繞過教堂，教堂‘搬’到了海河的另一側。

歷史影響：

海河邊的「望海樓」教堂，見證了東西方文明對峙、交鋒的崢嶸歲月。

1976年，「望海樓」教堂在唐山大地震中嚴重損壞；198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撥款重新修繕了這座教堂。令人欣慰的是，儘管經過了多次重建，教堂的基本形象並無多少變化。

（資料來源，參考：新浪網、維基百科、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