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3日，陳來旺（台中梧棲人）從上海的「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大會回到東京，立即展開工作，秘密連絡「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同志，並就地成立了「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台共的分支機構。於是，原以許乃昌為首的「台灣學術研究會」改由陳來旺領導。陳來旺馬不停蹄地推展工作，召集重要幹部，於東京府下中野町多次召開「台灣學術研究會委員會」會議，決定了方針與工作，並找出各校的負責人，把旗下的東京「台灣青年會」改成為日本政府能接受的大眾團體。

8月，台共中央常任委員兼書記長林木順到東京；9月23日晚間，林木順、陳來旺再加上已加入台共的積極份子林兌、林添進等4人會合於東京戶山，成立了「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會中決定這個組織將要達成兩個任務：第一，在「台灣學術研究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建立黨的指導地位，以便吸收台灣學生為黨員；第二，建立與日共以及台灣黨組織之間的聯繫關係。因此完成了台共東京機構，並由陳來旺任東京負責人，建立與駐上海及台灣島內的黨幹部連絡。同年10月，林木順離開東京歸返上海。

陳來旺擴大分發「無產者新聞」，成立「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任命蘇新為負責人，何火炎、陳銓生為委員，並向「台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發出支持的聲明等。

另一方面，日共的黨中央在「三一五」之後重建，改由市川正一、高橋貞樹、三四村四郎、間庭未吉、鍋山貞規為主，向陳來旺指導，同時將「台灣學術研究會」及「東京台灣青年會」由日共改編為台共的外圍組織並加強活動。

1928年10月6日，日共中央委員長渡邊政之輔為達成台共的組織及活動，從上海搭乘「湖北丸」至基隆港時，遭到基隆水上警察所懷疑，因在行李箱上的名字與買船票的名字不同，被迫與警察同行到水上警察署偵辦，在基隆碼頭以手槍先擊斃這名警察，渡邊政之輔要跑走時被石釘絆倒，無法逃脫，許多警察前來包圍，於是自殺身亡，年僅29歲。

11月29日，陳來旺派林兌攜帶林木順所指示的「農業問題對策」返台，與簡吉、謝雪紅打通連絡線，並協助「台灣農民組合」及「台灣文化協會」進行共產主義化運動。

年底，林兌、蕭來福、黃宗垚、何火炎、陳銓生、林裳、蘇新和陳來旺，在東京「文化協會」下的《台灣大眾時報》社址集會3次，討論群眾組織的指導路線與活動內容，做了幾項重要的決定，撰寫台灣共產黨史的學者盧修一在著作裡，列出了6點：1、以學校為單位，組織台灣人；2、改革「東京台灣青年會」，使之在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成為一個大眾團體；3、出版一份報紙；4、組織一個台灣人聯盟，支持《無產者新聞》；5、組織一個支援委員會，以解救從事台灣解放運動的受難者；6、對即將在1928年年底召開的「台灣農民組合」大會發表聲援書。

1929年，「台灣學術研究會」的組織急速膨脹。

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的組織系統上是受到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的幕後領導，而「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又是受到「第三國際」及「日本共產黨」的支援及指導；其目的是宣傳共產主義革命，擴展在日台灣人的革命組織，主張解放殖民地台灣，在台灣有需要時派遣幹部返台協助。

1929年1月2日，「台灣學術研究會」會議決定，要將7個地方小組重組為10個學校小組並分配各人的任務，決定加強徵募黨員，以及擔負起銷售《無產者新聞》的工作。

1929年2月，台灣島內農民組合幹部被大逮捕時，「台灣學術研究會」立即派蘇新、蕭來福、莊守等返台協助重建工作等。

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下令拘捕「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及「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幹部43人（其中共產黨員3人），連帶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幹部也被捕。因此，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共產主義者，即以「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及「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名義發出宣言：「被抑壓的台灣民眾當在此時，我們所能選擇的道路只有2條，1條就是違背正義，甘當統治階級的忠僕及奴隸而歸滅亡，再1條就是決然起來向社會的虛偽挑戰並給予一番痛擊而來解放自己……我們願以全部的被抑壓大眾的腕與拳來向統治階級示威，並誓必再建學術研究會與青年會而跟他們進行再一次的大決戰！台灣共產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全台灣學生聯盟萬歲！」

如此，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從成立到遭受日本帝國的摧毀而結束，僅1年的時光。1年之中，比較重要的工作有：

1、成立了「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

2、派林兌返台，與謝雪紅打通連絡線，並協助了「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進行共產主義化運動。

3、派遣幹部返台從事工會組織運動。

歷史影響：

「四一六大逮捕」之後，剛成立6個月的「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即告消滅；陳來旺被判刑6年，林添進4年，林兌到1931年3月才被保釋出來。

林兌出獄後，不改其志，與葉秋木、賴通堯等人協商延續過去的運動，想另組一個以東京台灣留學生為主的民族鬥爭團體，經過一番討論以後，決定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台灣問題研究會」成立以後，除了開辦讀書會，討論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文化協會消解等問題，還致力拯救其他「四一六事變」的受難者。

1932年，林兌與張麗旭、廖清纏、葉秋木、呂氏芬、呂江漢這些「台灣問題研究會」的成員，在「日本赤色救援會」組織底下成立「東京地方委員會城西地區高圓寺第15班」，積極舉辦親睦活動，吸收台灣的旅日學生。7月，「日本赤色救援會」設立「殖民地對策部」，林兌加入「殖民地對策部」，從事該會與台灣、朝鮮左翼人士的聯繫活動。

1932年，許乃昌進入《興南新聞社》工作；1937年，出任「昭和製紙株式會社」經營專務取締役；1942年，任台北市「集大產業株式會社」支配人。

1931年5月31日，在「台灣共產黨第二次臨時大會」中，蘇新力主開除謝雪紅；9月，蘇新被捕入獄，判刑12年。1943年9月，蘇新出獄，回到佳里結婚後，進入吳新榮的油脂工業會社任專務。

這些當年留學東京並鼓吹共產主義的風雲人物，經過反共的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的雙重打壓，大多銷聲匿跡、不知所終，「台灣共產黨」雖如曇花一現，在民族鬥爭的歷史長河中，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海外網、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