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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飯運動
時間
1941年07月01日 ~ 1941年09月01日
地點
香港
相關人物
宋慶齡、路易•艾黎、斯諾、胡愈之、沙千里、徐新六、盧廣綿、孔祥熙、羅文錦、司徒永覺、克拉克夫人、賈乃錫、哥連臣、史美夫人、周壽臣、郭泉、廖夢醒、陳君葆、羅富國、孫文、溫梓明、鄭鐵民、唐譚美、高福申、李一諤、何香凝、貝特蘭、張友漁、于伶王瑩夏衍、陳淑英、高福中、歐陽藻裳、龐永棠、韋少伯、馬坤
資料來源:人民網
簡介:

「一碗飯運動」是由宋慶齡在香港倡議開展的活動,引起香港各界熱烈的響應,民眾紛紛上街購買飯券,吃‘愛國飯’、‘救國飯’,爭相為資助抗戰、救濟同胞作出自己的貢獻。

背景:

1937年7月,日軍大舉進犯,在很短的時間裡,中國的工業就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主要工業城市或陷於敵手或毀於戰火,生產能力喪失3/4,如不能重建工業,戰時的軍需民用便無法維持。同時,只有解決千百萬難民的勞動就業,後方秩序才能安定,這是關係到抗戰能否繼續下去的重要問題。當年11月,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與中國愛國進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徐新六、盧廣綿等提出了推動「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計畫,宋慶齡全力支持這一計畫。

1938年6月26日,美國《三藩市紀事報》刊登了一則中國新聞,報導用一個版的篇幅反映了1938年6月17日在三藩市唐人街舉行的一場街頭活動,活動的主題是,‘為正處於抗戰階段的中國籌集善款,賑濟災民’;這就是著名的「一碗飯運動」。

「一碗飯運動」是「美國醫藥援華會」和旅美華僑團體為購買藥物和設備支援中國抗日戰爭,在美國人民和旅美華僑中開展的一項捐款運動,不僅吸引了將近一半舊金山市民,而且還在全美多地產生聯動效應,掀起支援中國抗日的浪潮。「一碗飯」的呼聲在美國興起後,南下南美洲,在哈瓦那的華人中接力,後來還傳至倫敦、香港等地,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支援抗戰形式,構成一條主戰場外的抗戰國際陣線。

取名為「一碗飯運動」,是因為受到典故「漂母與韓信」的啟發;組織方決定,用發售餐券的形式作為募捐賑濟的形式,每1名認購者可以拿著餐券到指定餐廳吃炒飯1碗,而除炒飯成本以外的飯錢則用於賑濟中國災民、支援抗戰。組織方通過在美國多地進行展覽、演說等形式的宣傳,反映侵華日軍的殘暴、中國戰區的難民慘狀以及中國抗戰的戰績,鼓勵各族裔聲援、支援中國抗戰。美國醫藥援華會解釋說,「一碗飯運動」表明‘美國民眾助華,既非如市儈之流,專以利益交換為前提;亦無炫示富貴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

1938年8月5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長,宋慶齡任名譽理事長,路易•艾黎作為技術顧問負責協會的組織工作。協會的宗旨是把後方的人力、物力動員組織起來,發展工業生產,支持長期抗戰。為了從海外籌募捐款和物資支援「中國工合運動」,次年1月,宋慶齡又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負責為「工合運動」籌集資金。

「工合運動」發展迅速,從1938年8月在寶雞建立第1個工業合作社,到1941年春,已在戰區和後方的18個省區建立了2000多個生產合作社,社員5萬餘人,參加工作者達20餘萬人,月總產值達2000萬元以上;合作社90%的產品都是有助於民生和國防的。為了解決軍隊和老百姓穿衣、鋪蓋的基本需求,合作社中紡織業占50%;1940年年底以前,僅西北及川康的合作社就生產軍毯140萬條,在一些戰區,野戰軍的服裝糧秣,全靠合作社供應。「工合」已成為野戰軍離不開的軍需處。

1938 年6月14日,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並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保盟」向海外華僑和各國知名人士積極宣傳抗日,爭取海內外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保盟」在香港的活動一直堅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

1941年5月初,宋慶齡在香港重新演繹「一碗飯」精神,號召香港各界資助抗戰,救濟同胞,目的是為支援「中國工業合作社」籌辦工廠,用以工代賑的方法為救濟華北黃泛區的災民和戰爭難民籌募基金,以解決中國傷兵難民的生活問題。宋慶齡認為在香港發起這樣的運動,對激發150餘萬香港同胞的愛國救亡熱情,募集救災救難的經費具有重要意義。

「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以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香港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律師為主席,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克拉克為副主席,並包括香港華商總會負責人在內的「一碗飯運動」委員會。經研究,委員會決定發售餐券1萬張,每張港元2元,餐券的價值本可享受幾道菜肴,但認購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贊助的餐館吃炒飯1碗,這種差額盈餘將交給「中國工業合作社」為救濟西北難民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