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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雜誌
時間
1933年07月15日 ~ 1934年06月15日
地點
東京
相關人物
謝春木、
王白淵
、楊承基、顏龍光、謝火爐、潘於傳、林兌、
吳坤煌
、
張文環
、
蘇維熊
、魏上春、吳鴻秋、
巫永福
、黃波堂、施學習、曾石火、楊基振、劉捷、王繼呂、陳兆伯、葉秋木、張麗旭、柯賢明、楊行東、吳天賞、賴慶、吳希聖、張碧華、陳傳纘、翁鬧、王登山、托微、
賴和
、陳虛谷、楊守愚
資料來源:莊永明書坊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福爾摩沙」雜誌是由台灣留學生在東京成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所創辦的日文文藝雜誌,成立宗旨為‘以圖台灣文學及藝術的向上為目的’,堪稱台灣日語作家最重要的文學搖籃。
背景:
在東京以留學生為主的這股台灣文學運動,追溯其源頭可上溯到1920年代初期,謝春木、王白淵等人為代表人物。他們以反殖鬥爭為標的,有意無意播下的文學種子,在「福爾摩沙」時期首次吐露文學的蓓蕾,到「文聯東京支部」時期在跨域文化運動中盛開,其充滿能動性的文藝精神一直延續到文化控制嚴峻的戰爭時期。
1924年,為了藝術奮鬥推展新劇運動的一群人,由楊承基主持,顏龍光、謝火爐共擬辦法,以推廣戲劇教育及宣揚祖國文化,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在台北市太平町五丁目派出所對面2樓設立,並且為了一齣主題以婚姻改革為內容的《聘金廢止》作演出預備。但未實行即告停頓,後合併交由原本參加「映畫研究會」的潘於傳接掌主持。
當時主要反抗日政府中心的新劇運動團體多以中南部為主,「台灣藝術研究會」則是北部新劇運動的主要團體。
1931年6月,王白淵詩文集《荊棘之道》出版,當時一位激進的左翼青年林兌覺得作者政治意識形態與自己相近,開始與王白淵通信。聊得來以後,兩個人就交換彼此對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意見,最後提出組織「台灣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的計畫。
1932年3月20日,數位20來歲的留日台籍青年吳坤煌、張文環、蘇維熊、王白淵、林兌、魏上春、吳鴻秋、巫永福、黃波堂、施學習、曾石火、楊基振、劉捷、王繼呂、陳兆伯等人,於東京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它是「克普」(KOPF,「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的子團體,可視為以台灣民族社會運動支流出發的台灣新文學,與日本前衛文學思潮的結晶,前身則是1931年3月間組織的左翼文學團體「台灣人文化同好會」;1931年9月,「台灣人文化同好會」成員葉秋木參加反帝示威活動被人檢舉,該組織成立、運作等消息被日本當局發覺,林兌、張文環、王白淵、張麗旭等人遭到日警逮捕,「同好會」因而瓦解、消失。
刑滿出獄後,他們鬪志未減,繼續集會,魏上春、柯賢明、吳鴻秋等人主張化明為暗,將「文化圈」轉入地下,繼續活動,但是遭到主張穩健作風的張文環、吳坤煌反對,因為如以「非法組織」活動,將使一般留學生為之怯步,難以擴充組織,活動推展亦將倍加困難,商議結果,決定另行組織一個文藝結社。經過了3次的路線之爭後,選擇支持穩健派王白淵、張文環、吳坤煌等「採取合法組織,進行組織籌備」,決定另組走溫和路線的「台灣藝術研究會」,表明為‘純粹的文藝團體,沒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以改進和創造‘台灣新文藝’為宗旨。
「台灣藝術研究會」的會則中,載明發行機關雜誌「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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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33年5月10日,吳坤煌、王白淵、巫永福、蘇維熊、施學習、陳兆伯、王繼呂、楊基振、曾石火等人,聚集在張文環位於日本東京神田的喫茶店,選出蘇維熊擔任負責人,並決議發行日文文學雜誌「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意在表達對故鄉台灣的孺慕之情。
1933年7月15日,‘文藝性’大於‘革命性’的「福爾摩沙」創刊,主編為蘇維熊,編輯張文環,發行人施學習,出版地為東京市本鄉四丁目十七番地;成員多為喜愛文藝、攻讀文科的留日學生,推動藝術性的詩文學,為新興的台灣文學界掀起里程碑。
發刊宣言開頭即驕傲宣告:「由台灣青年自己的手,所發刊文藝雜誌『福爾摩沙』已經實現了……今天,我們福爾摩沙雜誌的同仁,卻抱著不死之心,依然想和故鄉各文藝鬪士栛力,靠著團體的力量,著手恢復這被人家久困不顧的文藝運動,而提高台灣同胞的精神生活。」
該刊設立各種專欄,評論方面有:蘇維熊的〈對於台灣歌謠一試論〉、楊行東的〈台灣文藝界的期望〉、劉捷(台灣作家)的〈1933的台灣文學界〉、吳坤煌的〈論台灣鄉土文學〉等文章。小說方面有:張文環的〈落蕾〉、〈貞操〉;巫永福的〈首與體〉、〈黑龍〉;吳天賞的〈龍〉;王白淵的〈唐璜與加彭尼〉;賴慶的〈納妾風波〉;吳希聖的〈豚〉;張碧華的〈上弦月〉等。詩歌方面有:施學習的〈自殺行〉;蘇維熊的〈春夜恨〉、〈啞口詩人〉、〈不變之客〉;王白淵的〈行路難〉〈可愛的K子〉及其多首融合泰戈爾、石川啄木及社會主義理念的詩作;楊基振的〈詩〉;陳傳纘的〈朦朧的矛盾〉;陳兆伯的〈運命〉;翁鬧的〈淡水海邊〉;王登山的〈鹽田的風景〉;托微的〈紫金山下〉等詩作。
在乍見撩亂的外貌下,以張文環及吳天賞之小說、吳坤煌之評論所代表的左翼文學脈絡,與巫永福作品所象徵之現代主義趨向的並居共存應為其最大特色。
1933年底,「福爾摩沙」第2號發行。
1934年6月15日,因經費不足的關係,‘決心來創造真正台灣人所需要的新文藝’的「福爾摩沙」雜誌出刊第3期後即被迫停刊。
1934年5月,台灣島內成立了「台灣文藝聯盟」,「福爾摩沙」同仁們、作家群便「合流」於「聯盟」,成為「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成員,一起為「台灣新文學」奮鬪,「台灣藝術研究會」自行解散。
歷史影響:
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僅發行3期的「福爾摩沙」具有指標性的地位,與其他多攻讀法律、醫學之留學生相比,「福爾摩沙」同人為文學、藝術領域之學生,志在文藝創造使其成為台灣知識份子中相當特殊的一群。其於東京活動的1933~1934 前後數年間,正值日本左翼文學運動由極盛至崩壞,文學之「文藝」價值因此得以從作為「政治」活動的工具性意義中解放;由「福爾摩沙」內容中,亦反映台灣知識青年對「政治」與「文藝」關係的思索。其雖僅發行3期即停刊,然其所開拓出之「文藝」空間以及對日文的大量運用,已為台灣文學發展進程中宣示了新時代的來臨。
「福爾摩沙」雜誌出3期停刊,印行500本,其中蘇維熊的《對台灣歌謠一試論》及吳坤煌所執筆的2篇評論性文字《給某女士》、《論台灣鄉土文學》等文學評論,表現了旅日青年對台灣鄉土文學的關切,可視為象徵「福爾摩沙」之時代意義的指標性文章。創作方面,王白淵留下多首融合泰戈爾、石川啄木及社會主義理念的詩作;巫永福的小說《首與體》可以看到以橫光利一為首之新感覺派於文學手法上大膽嘗試的影子;張文環、施學習、楊基振等文學青年的創作熱情,也都受到文壇矚目。
文藝青年的成長,大都自發式的在青春期出現,藉由外界五光十色的變化,青年直覺地興起第一度敏銳的感應,接納並抒發為文字記錄。「福爾摩沙」雜誌的創辦人,均是在日本各大學專攻文學、哲學或美術的學生,所以他們能用西洋近代文學的方法來創作文學和推進文學運動,他們推進文學運動的意欲特別堅強而熾烈,大有非創出一種新文學絕對不願罷手的氣概。他們特別著重小說和詩的創作,同時對於整理過去的文化遺產,如搜集歌謠和對現階段的文學批評等也相當重視。
「福爾摩沙」發行了3期即告終,卻能實踐創刊辭及檄文所言之精神:「要重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及「決不俯順偏狹的政治和經濟所拘束,要將文學提到高遠之處觀察,來創造適合台灣人的文化新生活」、「願以團體的力量,著手一向視為等閑的文藝活動,來提高台灣人的精神生活」。
這本雜誌對台灣文學的真切省思、民間歌謠的整理,也有深具鄉土性的詩、小說,流露出「台灣人的文藝」自主意識,和致力保存鄉土以對抗殖民統治的抵抗動機。
與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第一代作家不同,「福爾摩沙」的創作者能用流利的日文創作,表現台灣人的文學。和中國文化臍帶幾近斷絕的「福爾摩沙」的出現,代表比本土第一代作家如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等更年輕的、且受過完整殖民者教育的新世代,投入屬於台灣的新文學運動,開啟日語台灣文學的新頁。
因「福爾摩沙」的刺激,1934年5月,台灣全島文藝作家團結成立「台灣文藝聯盟」,「福爾摩沙」同仁也隨即加入,成為該聯盟的東京支部,進而創造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最盛期。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大百科、維基百科、莊永明書坊、台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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