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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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旦歲月

時間

1910 ~ 1940

地點

台灣

相關人物	蘇東嶽、李逢春、張明義、白牡丹、甄富貴、林瑤仙、阿桂、王香禪、梅生、蔡碧吟、蔡國琳、連雅堂、李天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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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藝旦」又作「藝妲」，就是一般俗稱的交際花，藝妓的一種，為台灣清治時期至二戰結束期間的女性行業。

背景：

在男尊女卑的時代，身為女性，何其不幸淪落風塵，卻又何其有幸，作為一名「藝旦」，當一般女子無緣接受教育時，她們卻能與文人雅士相互酬唱，風光地登上小報的版面，引領風騷，得以名噪一時。「藝旦」主要集中於府城和台北大稻埕，後者當地更流傳著‘未看見藝旦，免講大稻埕’及‘登江山樓，食台灣菜，聽藝旦唱曲’等俗語；類似於歌舞妓或歌姬等，於宴飲時陪侍在側或進行歌舞表演。作家蘇東嶽曾撰詩形容體型嬌小的「藝旦」抱擁琵琶練習自彈自唱的情形。

「藝旦」起源於清治同治年間的台北；清朝光緒年間，政府不再禁止攜帶家眷來台，大量漢人移入後，改變了早期社會男多女少的狀況，但是劇增的人口，卻導致窮人賣女的惡風日熾。一般民間有著‘養苗媳’的習俗，而聲色行業則有著類似唐山揚州的‘養瘦馬’行為，即老鴇將家室貧窮的小女孩買來，從小訓練儀態與社交手腕。小「藝旦」在接受完由台灣總督府所推行的6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後，請來校書先生，開始學習彈唱琵琶、三弦等各種樂器，北管、南管、亂彈、京劇等各式戲劇及樂曲的表演；為了對所表演的詞句與對白能夠十分地精熟，再延聘私人書齋的老師教導讀書識字，接受漢文及詩詞的訓練，經過一番時日的調教，無論登台唱戲、吟詩作對、進退應對都能樣樣精通。

進入日治時期後，官方規定「藝旦」需要經過考試並取得「鑒札」，才能夠正式掛牌營業。根據《日據時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中〈警治篇〉所記載，一名「藝旦」的月收入可高達4～5百元，而一名製茶女工最高卻只有25元，相形之下，「藝旦」擁有驚人的高收入；對老鴇而言，更是可圖的暴利。

有「江東春蓬」之稱的江山樓、東薈芳、春風樓、蓬萊閣等以及山水亭為台北「藝旦」的主要營業區域；由於江山樓本身建築物氣派，規模壯觀，曾極盛一時，以佳餚美酒著稱，而隨著商業活動的興盛，漸漸發展出「藝旦」文化，席間不時可見一流的「藝旦」穿梭其中；「藝旦」除在宴席上陪侍服務外，也需應景彈琴奏樂助興。後來，不少曲藝才情俱佳的「藝旦」出現，問芳者多是社會名流，風雅之士，不僅使江山樓成為富商流連於其中，更是文人風月的聚會所，成為當時重要的文學據點。

日治時期已有正式「檢番」的藝妓組織，唯有合法的「藝旦」方能於大街上營業，非法者僅能瑟縮於巷內。除了公開的表演活動，「藝旦」也有自己個別招待客人的地方，即稱為「藝旦間」；早期地點以「柴寮仔」（今寧夏路）一帶居多，其次是「太平町通」（今延平北路二段一帶）。為了工作方便，「藝旦」大多住在二樓；裝飾華麗的寐台、金絲銀絲及鏤刻的刺繡花鳥，正是所謂「一樓一妓」的最佳寫照。

「藝旦」的工作內容十分多樣，並非輕易賺取皮肉之財的賣藝職業女性；她們在宴會上陪侍客人、彈琴奏樂、劃酒拳、吟詩作對，並以各自的技藝與應酬手段彼此競爭取勝，表演樂器包含琵琶、三弦、洋琴等等。起初，「藝旦」表演主要為自彈自唱、會唱、藝閣裝扮等等；歌唱後又添加了鑼鼓伴奏，表演也在原本靜態的清唱加上動態的舞蹈。後來，表演形式走向多樣化發展，從‘票友式’的小型表演走向‘票房式’的公演「藝旦戲」，最後，「藝旦」演變成為職業性的演出工作，陪侍服務反而成了兼職。

「藝旦」因其有文學修養，有風度，談吐風雅大方，懂得接待客人禮儀，上流社會的交際聯誼以及宴請高官名人、婚慶喜宴，都喜歡召其執壺；在席間招待、演唱、輕吟，以娛嘉賓。或二三知友在其香閨品茗淺酌，聽其輕彈琵琶，漫唱南音小曲，別有一番風韻，豔名為之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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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28年間，江山樓發生一件傳頌至今仍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乞丐與藝旦」。

當時，台南一名富家子李逢春奉父命到台北收租、辦貨。一天，與好友商人張明義踏入台北最富盛名的酒家江山樓逍遙快活。李公子一眼就愛上花名「白牡丹」的紅牌「藝旦」；年方18的白牡丹明眸皓齒、吹氣勝蘭，李公子當下砸下鉅款，與白牡丹夜夜笙歌，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直到床頭金盡，佳人頓時翻臉，夥同老鴇連罵帶趕，將他掃地出門。

李公子一文不名，又背了父親嚴命，無顏見家鄉父老，羞愧難當，跳淡水河自盡，幸被大稻埕碼頭工人救起。張明義得知後，重金酬謝了工人，與好友商量，展開一場報復行動。

首先，二人找到萬華一帶的乞丐頭目甄富貴，要他喬裝成從事珍珠、橡膠、蔗糖行業的南洋大亨，到江山樓撒下白花花的鈔票，要娶白牡丹為妻。見錢眼開的白牡丹甚喜，以為釣到一隻大金龜；甄富貴與白牡丹春風一度時，伺機與衣衫不整的白牡丹合影留念。

李逢春接著展開第二步行動。他派人四處散發傳單，說：「白牡丹與乞丐姦污，要嫁給乞丐」，並附上兩人的淫照。江山樓的恩客見狀紛紛走避，不再理會白牡丹，牡丹被逼到無路可走，最後只好嫁給甄富貴，淪為乞丐夫人。

乞丐頭甄富貴最是幸運，不但獲得金錢報酬，又平白賺得美嬌娘為妻，俗話說「乞丐也有三年皇帝運」，應在甄富貴身上，還真是一點都沒錯。

日治時期，因「藝旦」的盛行，營業不少風月場，例如大稻埕、艋舺、台南新町區，都有昔日的繁盛框景。

「花選會」為與「藝旦」相關的重大活動，通常為期1個月，開放於江山樓花費達一定金額之客戶進行票選，選出最受歡迎的「藝旦」。當時，台北社會人士也舉辦「酒國花魁」選舉，得魁者因而有「酒國名花」之稱，甚為風光。林瑤仙、阿桂、王香禪都因文學造詣高深、品格高尚，而為文人讚歎不已的詩妓。

台灣早期的文人梅生曾經這麼說過：「台灣女子能詩，在有清200餘年間，並不多見，若有，當以蔡碧吟、王香禪為翹楚。」蔡碧吟是台南名士蔡國琳的女兒，名符其實的大家閨秀；與她齊名的王香禪則是不折不扣的「藝旦」。

王香禪天賦聰穎，又肯在學問上下功夫，因此贏得女詩人的美譽，當時，《台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看到她寫的詩，都忍不住讚嘆，甚至收為女弟子，二人因現實無法成全的情緣，彼此壓抑情感，最後離別收場。日後，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他的《戲夢人生─李天祿回憶錄》，對這位「文采動人」詩妓有如戲劇性的人生和愛情故事，還念念不忘。

歷史影響：

台灣傳統女子大多矜持持家，無法任意在外抛頭露面，接觸之人則多為親朋與鄰里；相較之下，擁有廣大公開社交的知名「藝旦」則相對自由。此外，「藝旦」憑藉著以一己之才賺錢維生，可說是經濟獨立的女性階層；置身熱鬧的大城市，「藝旦」的出現是當時最美麗的倩影。她們的衣著打扮走在時代尖端，加上其不凡的談吐與高雅的舉止，即便是閨秀名媛也得望塵莫及，堪稱當時的「摩登女郎」。說她們氣質不凡，並非抬舉，日本人統治時期的「藝旦」，都有著不願服侍日本人的共識，傲骨風塵的氣節，至今仍為不少老文人所津津樂道。

由於有別於一般的娼妓，舉止高雅的「藝旦」有些於芳齡年華便嫁為人婦、相夫教子；然而，有的卻於人老珠黃後淪為私娼，窮困潦倒，抑鬱而終，命運可謂兩極。人前風光的背後，總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即使標榜賣藝不賣身，還是難脫「操持賤業」的烙印，「藝旦」在婚姻的路上，走得比一般人坎坷。

二戰後，台灣面臨極大的經濟恐慌，在物價飆漲與物資短缺的威脅下，「藝旦」這個以表演為主的產業，很快地失去消費能力強、有閒的地主與文人階級支持，猶如夕陽迅速沒落，昔日才子佳人的風流蘊藉與相知相惜，也只能在悵然的追憶中遣懷。更甚者，許多普通妓女冒用「藝旦」之名招搖撞騙，卻已喪失了昔日的風華歲月。至今，「藝旦」已成為歷史之名。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台灣女人、傾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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