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胡適就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

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口號後，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國知識界引發了陣陣的軒然大波；圍繞著提倡「整理國故」的必要與否，以及方法是否得當，無論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學界新秀，也無論是敵是友，均本著各自對時勢與治學的判斷和看法，公開或私下地發表了不少或贊成或反對的意見，誠可謂褒貶各異、莫衷一是。

「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講究學術淵源和思想的前因後果，‘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有種種武斷的成見’和‘可笑的迷信’。

針對這些，胡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4個具體步驟：第1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2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3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4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1923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突破傳統樸學僅把義理之辨的儒學經典作為研究對象的狹窄範圍，將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與這些經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這就使研究對象極大地豐富，並且必然填補許多研究的空白。

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具體提出‘索引式整理’、‘結帳式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這種專史研究又細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和制度史這10個方面；也只有分專史研究，國學研究才能深入。

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即要借鑒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胡適身體力行，不遺餘力，他投入巨大精力進行國學研究，寫下一篇篇扎實深入的研究論文、書評、序、跋；創辦《國學季刊》，並發‘宣言’；推動古史討論，擬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向廣大青年大力推薦……「整理國故」無疑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

20年代初起，胡適對《水滸傳》和《紅樓夢》的研究考證，就以其方法的新穎和論證的嚴密確當，豎立了一種新的學術典範。

在《水滸傳》研究中，胡適採取對某一歷史‘故事’的演變作歷史追蹤的方法，對有關民間傳說、野史、話本等等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形態追本溯源，指出該書是經過幾百年民間傳說後，由託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總其成的。

《〈紅樓夢〉考證》可說是胡適這方面的代表作，影響之大直到如今。他以書的內容為對象，廣泛搜羅有關著者的時代背景和各種版本，經過細緻研究，推倒了近百年來關於這本‘奇書’的各種‘索引’與‘附會’，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部書只是作者的自敘傳。此論一出即引起轟動，為學界接受，並開創「紅學」研究的新方向，被稱為「新紅學」。此一學派至今仍常盛不衰，為「紅學」中的主要學派。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較早地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作，這部著作首先將白話或近於白話的文學置於中國文學的中心地位，強調民間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學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並且認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將此作為社會生活的史料。

這些在當時都是劃時代的，胡適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作為一場旨在推動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學術文化運動，「整理國故運動」曾經在20～30年代的民國知識界風行一時，然而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它最終難以為繼，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竭；究其緣由，一方面是因為其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另一方面也由於主觀心態的轉變以及客觀條件的限制，「整理國故運動」從而逐漸退出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舞台。

歷史影響：

「五四」前後是近代中國思想界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個歷史時段，各種思潮紛至遝來、此起彼伏，構成了一道道波瀾壯闊的思想景觀。

民國學術界確乎名家輩出，燦若群星，形成了繼先秦諸子百家、北宋關洛閩蜀、清代乾嘉考據之後又一學術高峰。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些學術鉅子融會中西、貫通古今，潛心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創立新的學術研究範式；也正是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中國傳統學術最終實現了向現代學術的轉型。

作為一場旨在‘使國故現代化’的學術運動，「整理國故運動」無疑是這個轉型過程中的一大亮點。

「整理國故運動」作為20世紀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傳統頑強生命力的要求；不管在史料保存與挖掘上，還是它體現的學術氛圍上，都是對我國史學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

由胡適所揭櫫的「整理國故」思潮，固然由於操作層面上的專業性，其影響似乎不如其它社會思潮來得廣泛，但它對民國知識界所造成的衝擊震撼或許要比較更為深遠。畢竟，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日趨‘邊緣化’和‘職業化’，使得不少學人對政治產生了疏離甚至排斥的情緒；相反地，學術性思潮倒有可能在他們的內心世界裏引發更多的討論興趣。因此，藉助於對「整理國故」思潮與運動的考察，當能將思想史研究的觸角擴展延伸到一些過去較少涉及的學界中人，從而更剴切地體認他們那種原本就十分複雜微妙的心態。

至於「整理國故運動」本身是否暗藏政治動機，以及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則更是一個長久以來便眾說紛紜、懸而未決的思想史話題。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台灣WiKi、壹讀、網易、論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