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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事件
時間
1936年11月13日 ~ 1936年12月19日
地點
綏遠
相關人物
傅作義
、德王、中井升太郎、和知鷹二、羽山喜郎、閻鍚山、
李守信
、雲王、索王、沙王、王道一、于志謙、馬子玉、
彭毓斌
、許書庭、石玉山、金憲章、安華亭、王子修、楊守誠、寇子嚴、田中隆吉、
湯恩伯
、門炳嶽、
蔣中正
、
趙承綬
、
王靖國
、
李服膺
、
董其武
、
孫長勝
、
孫蘭峰
、達密淩蘇龍、張復棠、張存德、張著、袁慶榮、盛島角芳、
王英
、曾延毅、李思溫、馬延守、常子義、張萬慶、昌存義、
黃炎培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綏遠事件」亦稱「綏遠抗戰」,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綏遠地方當局傅作義部與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份子之間發生的一場局部戰爭,共分為「紅格爾圖戰役」、「百靈廟戰役」和「錫拉木楞廟戰役」。
背景:
從1933年7月到1936年1月,日本軍方陸續炮製了《暫行蒙古人指導要案》、《對察施策》、《對內蒙措施要領》以及《對蒙(西北)施策要領》等一系列文件,其核心內容是,促成內蒙古西部地區‘轉向親日’,成立「自治政權」,最終使之‘脫離中央而獨立’。
1936年1月12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中井升太郎偕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訪閻鍚山,又訪傅作義,策動「晉綏軍」加入「冀察政務委員會」。
2月10日,「蒙古軍總司令部」正式成立,建立蒙古軍,德王親任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下轄9個師、1個炮兵團和1個憲兵隊,總兵力約達1萬餘人。但日軍在化德縣組建「大漢義軍」的行動引起了德王的不滿,認為是日軍在限制他的權力和影響力。
5月12日,「蒙古軍總司令部」正式改為「蒙古軍政府」,雲王、索王、沙王任正副主席,德王任總裁,總裁之下設4個幫辦,李守信名列4幫辦之首。
1936年7月26日,‘西北防共自治軍’總司令王道一率其部眾2000餘人,陸續由察北之商都經十蘇木、半個蘇木、甘格梁竄抵土城子、頭股地一帶及其以北地區集結;月底,‘西北防共自治軍’(300餘人)司令于志謙、副司令馬子玉,數次進攻興和等地,向綏軍發動試探性進攻。
8月初,傅作義親臨前線,命旅長彭毓斌、團長許書庭先後率部出擊,斃‘西北防共自治軍’數百人,俘虜馬子玉等60餘人。8月5日,‘西北防共自治軍’幾乎全軍覆沒,王道一在逃回商都之後即被日軍處死。隨後,傅作義傳令將俘獲的偽軍首領全部處死。
「大漢義軍」9月編組,10月編成,轄5個旅,石玉山、金憲章、安華亭、王子修、楊守誠分任旅長,寇子嚴任參謀長;此外還有騎兵支隊、騎炮營、手槍團、遊擊大隊等直屬部隊,全軍共約5000餘人。
關東軍並未直接參與作戰,其所提供的兵力全部都是顧問和指揮官,除了上述提到的各路顧問外,關東軍駐嘉僕寺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是日偽軍在此次戰爭中的主謀和指揮。
面對日本對綏遠步步進逼,國民政府和晉綏地方政府採取強硬態度。
1936年10月12日,中央軍國民革命軍第13軍湯恩伯部及騎兵第7師門炳嶽部亦奉令入綏參戰;同日,蔣中正致電閻錫山,決定調中央軍第4師、第21師和第89師增援綏遠。
10月24日,傅作義飛抵太原,向閻錫山請示有關對日作戰的問題。閻錫山表示全力支持傅作義,命令駐防綏東的晉軍趙承綬部騎兵軍(轄第1、2兩師)和駐防包頭、綏西的晉軍王靖國部國民革命軍第19軍所屬第70、72師歸傅指揮;駐防晉北陽高、天鎮的晉軍李服膺部第68師由晉入綏,歸傅節制;晉軍獨立第7旅,獨立第8旅以及晉軍炮兵司令部所屬4個炮兵團在晉北大同附近集結,準備援綏。
10月30日,傅作義與閻錫山向蔣中正請示對日作戰事宜。
11月4日,傅作義由太原返回歸綏,即會同趙承綬赴前線檢查戰備。
11月8日晚,傅作義召開營以上軍官秘密軍事會議,會上,傅作義決定由騎兵師長彭毓斌和步兵第218旅旅長董其武為綏東防務總、副指揮官,率騎兵第1師所屬騎兵第1、2、3團和步兵218旅所屬435、436團,第211旅所屬第422團以及炮兵1個營負責綏東方面防務;另以晉軍李服膺部第68師所屬426團進駐興和、第401團進駐大六號,警戒集寧東北一帶;任命騎兵第2師師長孫長勝和步兵211旅旅長孫蘭峰為綏北防務總、副指揮官,率騎兵第2師所屬第4、5、6三個騎兵團,步兵211旅所屬419、421兩個步兵團,晉軍王靖國部第19軍第70師所屬補充1團以及炮兵1個營,負責綏北方面防務。
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委會副委員長、太原靖綏公署主任的身份,發佈關於綏遠作戰部隊序列的命令:傅作義為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1路軍司令官;湯恩伯為第二路軍司令官;李服膺為第三路軍司令官;王靖國為預備軍司令官;趙承綬為騎兵軍司令官,門炳岳為副司令官。
此外,先前從蒙政會投靠到傅作義帳下的正黃旗總管達密淩蘇龍旗下的綏東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剿匪軍司令部設在正黃旗政府所在地十二蘇木,下轄3個中隊,1中隊駐興和縣和正黃旗巧爾基廟、四蘇木一帶;2、3中隊駐十二蘇木、土木爾台、阿貴廟等地,共約700餘人,是一支蒙古族騎兵部隊,該部隊配合晉綏軍參與了當地的防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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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紅格爾圖戰役」,1936年11月13~20日。
1936年11月13日,「大漢義軍」接到了日軍指揮部下達的作戰命令,以佔領包頭為目的,分2路進攻,一路是張復棠部,於15日前從南壕塹出發,向興和方面進犯;另一路為主力,由步兵第2旅,騎兵第1、2旅及騎兵支隊初直屬隊組成,於14日從商都出發。
在「紅格爾圖」的守軍只有晉綏軍騎1師所屬騎2團1、4兩個騎兵連和1個重機槍排;218旅所屬步兵436團3營1個騎兵連和張存德率領的當地民眾守備隊百餘人,由騎2團張著副團長指揮防守。
「紅格爾圖戰役」中,「大漢義軍」損失兵力1700餘人,300餘名被俘。「大漢義軍」初戰不利,使得原有的作戰計畫被打亂,偽軍開始將主要防禦力量轉移至綏遠北部的「百靈廟」,並企圖借此為基地向南部綏遠發起進攻。
「百靈廟戰役」,1936年11月20~24日。
「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在省城歸綏西北約330里,是烏蘭察布盟(現屬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一個著名的召廟,為喇嘛、蒙民聚集之中心,是漢蒙交易集合最為繁盛的地區,更為內蒙古人士心目中的聖地,且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百靈廟」守方兵力主要是蒙古軍第2軍第7師(騎兵)約1800餘人,德王所屬蒙古隊700餘人,另有專任指導的日本軍官約40多人,總人數約3000人;以及從「紅格爾圖」慘敗而來的「大漢義軍」。
「紅格爾圖」作戰開始之前,傅作義就派遣第211旅參謀長袁慶榮化裝成商販,前往「百靈廟」偵查。之後,又派遣旅長孫蘭峰率領團長以上幹部化裝成商人,在「百靈廟」外20多里的高沙梁一帶作戰前偵查。「紅格爾圖戰役」剛剛結束,傅作義在歸綏任命孫長勝為正指揮,孫蘭峰為副指揮,袁慶榮為參謀長,指揮步兵419團(欠1營),421團(欠1連),(第70師315旅)補充第1團(欠1連),騎兵第8團及3個特務連,炮21團第3營(32個連)以及第6連小炮2門,無線電3台,汽車1隊(共有20輛裝甲車、24輛汽車),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手段佔領「百靈廟」。
「百靈廟」地勢易守難攻,晉綏軍攻擊部隊在23日下午1點由集結地進發,晚10點左右,中央縱隊到達守軍蒙古營盤前約2千米的位置,與蒙古軍哨兵開火。419團1營立即向前推進,將守軍擊潰,佔領廟東南第一層山頭。
24日淩晨1點,雙方在「百靈廟」週邊的山群中激戰。晉綏軍419團佔領第二層山頭後進迫到第三層山頭,左右兩縱隊也急急推進,預備隊緊跟419團向前,防守的偽軍則節節敗退。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拔出戰刀指揮作戰,向女兒山陣地增加機槍10餘挺,以加強火力的方式阻止「晉綏軍」前進,戰局進人苦戰狀態。
戰鬥持續到11月24日上午9點30分,偽蒙軍大部被殲,「晉綏軍」收復「百靈廟」。此役,蒙古軍陣亡600餘人,被俘200餘人,「晉綏軍」繳獲大炮10餘門,機槍10餘挺,步槍600餘枝,無線電台數部,彈藥一庫房,汽油500餘桶,白麵2萬袋以及戰馬等;「晉綏軍」此役共傷亡300餘人。
「百靈廟戰役」過後,「大漢義軍」主力遭到嚴重打擊,致使「錫拉木楞廟」的日偽軍守備力量大為削弱,並將王英所部主力牽制於烏蘭花一帶,這就為「晉綏軍」發起攻佔「錫拉木楞廟」的戰鬥鋪平了道路,成為「錫拉木楞廟戰役」的序戰。
「錫拉木楞廟戰役」,1936年12月04~19日。
「錫拉木楞廟」在「百靈廟」東面70餘里,位於四子王旗北部。
由於綏遠當局早在開戰前已設立專門機構和人員,加上日偽軍在「紅格爾圖」、「百靈廟」一敗塗地,軍心動搖,「大漢義軍」陣前倒戈的時機己趨成熟。擔任「錫拉木楞廟」防務的旅長金憲章通過第35軍副軍長、前線總指揮曾延毅聯絡,秘密派遣其參謀長前往歸綏,向傅作義接洽關於投奔的相關事宜;負責「哈拉伊力根」警戒的石玉山也暗中派人通過彭毓斌的關係轉赴歸綏請求被收編。
傅作義即以萬金相許,並提出先決條件:必須逮捕所有日本顧問加以槍決。
12月2日,王英率騎兵2000餘人,前往武川東北之三原井村,並繼續進至庫倫圖村。騎2師在孫長勝率領下,以7、8兩團連夜奔襲烏蘭花。12月3日清晨,騎2師在南廂村、紅房子一帶與偽軍開始交戰,將王英所部擊潰;王英騎兵向北面四子王府以東方向逃竄。
12月4日拂曉,歸綏總指揮部根據東西兩線戰況,認為從「百靈廟」前線敗退的偽軍殘部和王英偽軍,極有可能在烏蘭花以北草地附近會合,乃決定抓住良好時機,調動軍力予以圍攻撲滅。
12月4日上午,傅作義召集孫長勝、李思溫等舉行會議,決定了如下部署:派孫長勝為收復「錫拉木楞廟」前敵總指揮官,指揮騎兵2個團、步兵李思溫團,並附炮兵1營、裝甲車4輛、汽車1隊,於當晚出動。另以419團為總預備隊。
12月6日,孫長勝指揮的騎2師2個團及李思溫團,在四子王府北黃草窪一帶將王英偽軍截斷,獨立第7旅馬延守部所部2個團亦奉命在烏蘭花以北向「大漢義軍」緊逼。王英所部退駐烏蘭花西北7、8十里的黃陶瓦。這時,王英為求得喘息才機,以擺脫孫長勝師,派人帶信給孫長勝說:「我和孫大哥,我們老哥倆打什麼!我投日本不是真心,不過是騙日本人點槍炮彈藥。現在我要回包頭以北,請孫大哥借道給我」。孫長勝與王英有舊交,於是隨即派人持信去黃陶瓦面見王英,勸其反正,但是沒有效果。
12月7日,李思溫團由烏蘭花出發,向石玉山部前哨駐地進攻,並成功消滅了一批「大漢義軍」。
12月8日,李思溫團包圍了石玉山部駐地哈拉伊力根。經過聯絡,石玉山部1個旅、共3個步兵團當即宣佈在陣地加入「晉綏軍」。
在大廟,12月9日淩晨,金憲章部也宣佈加入「晉綏軍」,其突擊隊100多人攻入日本顧問駐地。金、石二人率4000人倒戈一擊,將小濱大佐以下29名日本顧問全部逮捕並槍決,同時徹底殲滅偽軍第7師殘部。金憲章部同時向蒙古軍第2師發動突襲,將其大部殲滅。
12月9日,傅作義下令收復「鍚拉木楞廟」,同時命令孫長勝騎兵師長途奔襲,將在小北號王英2000騎兵包圍解決;同日上午,李思溫團進佔「錫拉木楞廟」,王英僅帶著殘餘楊守誠、常子義部逃回張北,被日軍全部繳械。
12月10日,金憲章部偽第2師共2個旅,2000餘人正式加入「晉綏軍」。
12月15日,歸綏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向傅作義遞上日本關東軍最後通牒,要「傅作義撤出綏遠,開往山西,限24小時內答覆」;傅作義說:「現在就可答覆,我是綏遠主席,邊防將領,守土有責,不放棄國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見也在所不懼」。
戰局於是急轉直下,「大漢義軍」張萬慶所部旅長安華亭率2個團,團長王子修率1個團,共2300餘人,不等前往歸綏與「晉綏軍」接洽的代表返回,即於12月18日晨開往南壕塹以南,與「晉綏軍」取得聯繫,宣佈加入「晉綏軍」。
南壕塹是綏東南部偽軍的根據地,張萬慶部主力加入「晉綏軍」後,‘至是南壕塹一帶已無一匪軍’。
12月19日,「大漢義軍」昌存義部聞安、王已經投靠「晉綏軍」,即自動向興和移動,尾隨安、王兩部接受「晉綏軍」收編。至此,「大漢義軍」徹底覆滅。
傅作義乘勝奪回商都,閻錫山覆電制止,說:「商都不屬晉綏管轄,與百靈廟原屬綏遠不同,我們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藉口,會對晉綏不利」。
「綏遠事件」中,「晉綏軍」共擊斃日軍7500餘人,斃傷偽軍1400餘人,俘偽軍600餘人。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晉綏軍」率先對盤踞商都的偽蒙軍發起進攻,一舉攻下該城,成為8年抗戰中第1隻收復失地的軍隊。
歷史影響:
「綏遠事件」前夕,「全救會」在上海組織了300多個宣傳隊共2000餘人上街進行抗日宣傳並為「援綏」募捐。赴綏慰問團有80多個,以黃炎培為團長之上海各界綏遠慰勞團於1936年11月25日到綏遠,贈送慰勞金10萬元。
戰爭初期,傅作義率領的「晉綏軍」處於守勢,在成功抵擋住李守信、德王旗下的「大漢義軍」和蒙古軍對「紅格爾圖」的進攻之後開始發動反攻,並於反攻中奪回了被蒙古軍控制的「百靈廟」;「大漢義軍」連同蒙古軍在關東軍空軍的配合之下對「百靈廟」發動反撲,被「晉綏軍」重創並擊退。此後,「晉綏軍」在「錫拉木楞廟」附近發起總攻,將該地區的「大漢義軍」幾乎全殲,部分「大漢義軍」將領率部投靠了「晉綏軍」;戰爭最終以「晉綏軍」大獲全勝而告終。
「綏遠抗戰」的勝利,對中國民眾的抗日積極性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促進了中華民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了中國抗日陣線的更快形成。
「大漢義軍」在此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並最終被撤銷編制,日本方面因為此次嚴重失利而減少了在總攻中使用日偽軍的次數;關東軍接到歸綏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報告後,擬由日軍駐熱河第7師團帶領偽軍再度反攻,由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日本軍部與關東軍激烈爭吵後,才暫時中止行動。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都再也沒有動用過偽軍來對國軍或共軍發動過類似於「綏遠抗戰」的大規模進攻。
「綏遠抗戰」的歷史原因,即是日本積極扶持偽蒙疆國擴張。
「綏遠抗戰」的歷史意義,即是使內蒙古西部成為抗日後方、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日熱忱。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維基百科、趣歷史、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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