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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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特委會議

時間

1931年05月12日

地點

河南

相關人物	張國燾、董必武、李先念、何玉林、郭述申、許繼慎、熊受暄、周恩來、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鄺繼勳、蔡申熙、王平章、舒傳賢、高敬亭、周純全、王明、徐朋人、余篤三、陳定侯、曹大駿、曹學楷、周維炯、姜錦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戴克敏、陳琪、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王秀松、曾傳六、丁武選、蔣中正、徐寶珊、成仿吾、鄭位三、徐海東、戴季英

資料來源：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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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鄂豫皖特委會議」即第一次「新密會議」，張國燾宣佈中央的決定，撤銷原中共「鄂豫皖特委」，另成立「鄂豫皖省委」，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

背景：

「鄂豫皖」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處，主要為大別山腹地；在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陣地，曾一度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革命根據地。此地區誕生過董必武、李先念等多位開國元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因位於三省交界，由三省分別管理，交通未能全面對接，影響了此區域的經濟發展。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蘇區」的「工農武裝割據」，是由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3塊革命根據地聯結而成的，形成的時間較早，發展的規模較大，堅持的時間也較久，革命鬥爭的經驗相當豐富，它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1塊較大的革命根據地。

1929年9月，中共「鄂東北特委」委員何玉林給中央的報告，提到「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說明了井岡山革命對「鄂豫皖」地區的影響。10月底，確定進軍井岡山，開闢革命根據地，以後，就在這裡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紅色政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造成了第1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1930年，「鄂豫皖」邊已經形成3塊赤色區域，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開闢「鄂豫皖」割據局面的條件已經成熟了。1930年2月下旬，郭述申、許繼慎、熊受暄等，在上海向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彙報了商城起義後「鄂豫皖邊」的革命形勢，再次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議。不久，中央發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指示。

1930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在箭河正式成立，郭述申任書記。3月18日，三區紅軍合編為「紅1軍」。從此，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三塊根據地與三隻工農武裝，便開始統一成為「鄂豫皖蘇區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1931年4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會後，他帶著‘左’的會議路線，與陳昌浩、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4月15日，曾中生與張國燾初次見面；這次見面正是曾中生的政治生涯打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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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特委會議」即第一次「新密會議」在河南光山縣新密召開，張國燾在會上宣佈了中央決定：撤銷原中共「鄂豫皖特委」，另成立「鄂豫皖省委」，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原特委書記曾中生調任「紅四軍」政委。同時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改組「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

「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共11人，中央指定8人：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鄺繼勳、蔡申熙、王平章、舒傳賢；另補選3人：郭述申、高敬亭、周純全。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組成常委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張國燾兼任，曾中生、鄺繼勳為副主席。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標誌著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逐步在根據地推行，同時確立了張國燾在「鄂豫皖特區」的領導地位。

僅1個多月的時間，張國燾就迫不及待地‘改造了各縣黨的工作’、‘改造了蘇維埃’、‘改造了肅反工作和政治保衛局的工作’，開始建立自己的權威和班底。但他在軍事行動方向及其他很多方面，與根據地初創者和先派到「鄂豫皖」的領導人意見不合，其決定受到很多抵制和反對，張國燾先後撤換舒傳賢（夏唯寧）、徐朋人、余篤三、陳定侯、曹大駿、鄺繼勳、曾中生等人的職位。

當然，其宣傳組織能力是很強的，注重農業生產，鼓勵經濟發展，解決了根據地的糧食等經濟問題，因此逐漸建立起權威。但事情卻並未結束，隨著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陳昌浩取代了曾中生的政委職務，一場紅軍歷史上最慘烈的「大肅反」隨即開始。

1931年7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張國燾主持下，制定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肅反方針政策，隨後的「第2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肅反決議案》，並建立了「政治保衛局」和“「革命法庭」全權組織實施肅反。一場「肅反群眾運動」如疾風暴雨般展開了，那些‘不聽招呼’、‘冒犯權威’、‘製造雜音’的「紅四軍」領導人首當其衝。

1931年9月，張國燾在光山縣的「白雀園」開始「大肅反」，「政治保衛局」使用了‘酷吏’方式辦案，通過逼、供、信，濫捕、濫殺、濫用酷刑，‘一株連一大片’，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殺害了不少這個地區的創始人和同志，諸如「紅4軍」著名將領許繼慎、曹學楷、周維炯、姜錦堂、熊受暄、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戴克敏、陳琪、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王秀松、徐朋人等，都被殺於「白雀園」的東河坡。

整個事件從9月延續至11月，被冤殺的黨政軍領導骨幹和革命戰士約400多位名，另外有超過1500人作為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被驅逐出紅軍，惡果、影響非常大，史稱「白雀園大肅反」。實際上，張國燾在其中是有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他主要是用‘肅反’這把刀子來排除異己；「政治保衛局」局長周純全、副局長曾傳六、審訊科長丁武選都是幫凶。

「肅反」造成部分地方的大規模群眾反抗，也積累了很多不滿情緒，張國燾在已達到部分目的後，改捕殺而以自首為主，「肅反」的狂熱才逐漸平緩下來；1932年7月後，再將「政治保衛總局」和所屬各縣分局進行整編，不久，又撤銷「鄂豫皖政治保衛總局」，這時，「大肅反」才基本結束。

經過「大肅反」，張國燾的絕對權威已樹立起來，也有了經其一手提拔‘知恩圖報’的絕對服從和擁戴者，在軍隊中紮下了根。但張主席的好情緒並未持續多久，蔣中正委員長就抽調30餘萬兵力對「鄂豫皖」開始第4次‘圍剿’。

1932年10月，張國燾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主力西移川陝，只留下「鄂豫皖省委」和在皖西的紅74師、75師及各獨立師團由沈澤民負責，徐寶珊、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鄭位三、徐海東、戴季英等，都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並重建了紅25軍和28軍，英勇頑強地保衛了「鄂豫皖」紅色根據地。

歷史影響：

「肅反」是中國革命歷史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重建史實已有相當的難度，尋求理解更是難上加難。在殘酷的鬥爭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個蘇區的革命隊伍卻幾乎都發生了大規模自相殘殺的慘劇，造成革命力量的嚴重損傷。

「新密會議」所產生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領導張國燾雖然解決了根據地的糧食等經濟問題，卻因排除異己的政治立場，將根據地帶向更危險、更具毀滅性的境地。

「政治保衛局」制度來源於蘇聯，它擁有偵查權、逮捕權、預審權、審判權和處決權，為局長集權制度並單線垂直領導，任何黨政軍機關及人民群眾均無權過問其行動及推行的政策，這種廣泛的權力與不受約束的機制，使其最終成了直屬最高領導的‘超級機構’，執行人員的個人素質和個人意願（甚至私怨）都嚴重影響其決定，無論蘇聯歷史上的大肅反還是中國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都與此組織機構有密切關係。

1931年秋，第3次反‘圍剿’勝利後，張國燾被勝利沖昏頭腦，錯誤地估計形勢，把國民黨的軍隊看成了‘偏師’。所以，當國民黨第4次‘圍剿’到來的時候，張國燾便不顧紅軍戰士的疲勞和盛暑天氣的炎熱，命令部隊不停頓地進攻，倉忙應戰；結果，數戰不利。從此，「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便進入嚴重困難的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百度百科、新浪網、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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