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廈門「台灣公會」成立，1907年獲日本領事館正式承認。

1909年10月，為了旅居廈門的日僑子弟的教育，「台灣公會」向日本領事館提出建議，依「台灣公學院」學則開辦「旭瀛書院」。獲准後，「台灣公會」會長莊有才及其會員捐出土地、有錢出錢，更發起按月捐款承諾辦校，深獲日本官方激賞。

1910年5月，「台灣總督府」籌辦廈門「旭瀛書院」。

1910年6月，「旭瀛書院」創立，建築費及基本資金約20萬元，小竹德吉被選為創院院長，教員14人，學生當中，籍民464人，中國人125人。小竹德吉，因「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在日本招收第1回師範部短期學生，便應招考入「國語學校」，成為國語部第1屆畢業生，畢業後，立即擔任「台北國語傳習所」雇員。

「旭瀛書院」的經營主體是「台灣公會」，福州、汕頭等學校也一樣；「台灣總督府」在資金上對「籍民學校」提供更多的資金援助，派遣更多的教員。然而另一方面，外務省卻沒有對「籍民學校」進行援助。

1910年11月5日，「旭瀛書院」（小榕林本院）在廈門山仔頂桂州堆（今思明電影院一帶）一所民屋舉行開院儀式，與「台灣公會」相鄰。後來，另在釋仔街、鼓浪嶼和記崎（今三丘田）三處設有分院；民國中期，本院遷至城內，另外新建小榕林分院。

「旭瀛書院」院長小竹德吉積極推展校務，並擔任廈門「台灣公會」顧問，協調日本領事館與台籍居留民各種事務，都獲得日僑、台灣居留民極大的肯定。1914年，小竹德吉因積勞成疾，罹患肺結核，病逝於台北醫院，享年38歲

1914年，岡本要八郎接替小竹德吉，擔任「旭瀛書院」院長，培育艋舺及廈門一帶許多傑出人士，如洪長庚、陳逢源、王祖派、陳贊煌、呂阿昌、吳秀三、楊海盛、王受祿、黃丙丁、王洛、陳華洲等。

1915年，岡本要八郎向「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隈本繁吉提出意見書，認為醫學與教育是日本在中國培植勢力的有效方式，也建議「總督府」在「旭瀛書院」設立具有醫科與商科的高等科。

同年5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招收籍民與中國學生的特設科，修業年限3年；「籍民」即「台灣籍民」，指居住在中國而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畢業於中國的小學，就能夠報考特設科，「總督府」也鼓勵「旭瀛書院」的學生前來報考。

根據資料，「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15至1919年的預科錄取率，分別為百分之8、8、9、13、10，然而特設科的錄取率，據說為百分之20，若是如此，錄取率高出醫學校預科約7到12個百分比。依規定，特設科僅允許籍民子弟與中國學生入學，但因錄取率高於預科，因此有家長甚至先將子女送入「旭瀛書院」就讀，再以籍民子弟的身分報考特設科。

特設科自1915年開辦，1919年停辦，一共培育34名醫師，其中來自台灣者接近一半，有15名。自特設科畢業的台灣人，許多前往中國繼續深造或行醫，如林伯輝、呂耀唐、蘇永隆等人進入「南滿醫學堂」就讀；曾曉、蘇福來、謝水雙、翁滄海於廈門開業，黃丙丁於泉州開業。另外，陳昭宗、黃子正兩人分別任職於廈門「博愛會醫院」、福州「博愛會醫院」。

就結果而言，「台灣總督府」成立特設科，可說是提供了「台灣籍民」的就學機會，也培育了中國醫師、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不過，若審視山口秀高與岡本要八郎的言論後，便很難不將特設科的成立，聯想為「台灣總督府」欲在華培植親日勢力。

照理說，若要這樣做，就應該在廈門成立醫學校，但相比之下，直接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內成立特設科，並以較短的3年修業年限、較為優厚的全公費制度作為條件，招攬中國的留學生，似乎是較為快速、經濟的作法。

但是對於有意習醫的台灣人而言，「總督府」設立特設科，可以說是提供另一條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門路。與其在台灣參加較為競爭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考試，不如拐個彎，以「旭瀛書院」的學生身分報考特設科。也就是說，先到廈門「旭瀛書院」就讀，將自己變成「台灣籍民」，再以這個身分報考特設科；這是標榜招收「籍民子弟、中國留學生」的特設科，結果卻有許多台灣人特意前來就讀的緣故。

因此，我們可以說「總督府」的衛生政策，造就了醫師的高收入與高社會地位，引起台灣社會的習醫熱潮，但是「總督府」的教育政策與對岸政策，卻又將這股習醫熱潮推向海外。有意習醫的台灣人，除了繼續奮鬥以期擠進窄門之外，最直接的逐夢方式就是負笈海外，以廈門「旭瀛書院」為跳板，考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上述台灣人繞道回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就讀的現象，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通觀整個日治時期，台灣人為了取得醫師資格，除了「繞道」返台之外，不少人前往海外習醫，地點多以日本帝國勢力圈為主。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留學者最多，其他如滿洲、青島、朝鮮等地也有不少台灣人習醫的蹤跡；有一些台灣人會前往中國系統的醫學校就讀，但與前往日本系統的醫學院校的人數相比仍屬少數。

1917年起，板橋林家的林熊徵為培養優秀人才，對於無力求學的青年，長期提供豐厚的獎學金，此一義行為全台之創舉；從「總督府台灣國語學校」以至大陸「旭瀛書院」、「東瀛學校」等，曾有數百位台灣籍、福建籍的優秀青年得到他的協助來完成學業，如吳三連、連震東、林伯奏、杜聰明等人。這些人為感念其恩德，曾有「薇風會」之組織。

1928年7月30日，「旭瀛書院」曾舉辦「陳澄波個展」。

至1935年，「旭瀛書院」累計有500餘名學生畢業。

1937年7、8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作為受害者的「台灣籍民」，從廈門逃回台灣。針對這一現象，台灣殖民媒體和中國官方有兩種不同版本的敘述，前者描述「台灣籍民」為「無辜的受害者」，批評中國人的無情暴力，「旭瀛書院」的教師、學生乃至校園設施均成為受害者；後者則將「台灣籍民」稱作「日本的間諜」。

1937年9月～1938年5月，「旭瀛書院」師生逃回台灣後，籍民教師多應徵海軍入伍當兵或充當軍事翻譯，學生則轉到台灣內的學校。

歷史影響：

在日治時期之前，台閩兩地文化交流從原來呈現向福建一面傾倒的現象，到後來台籍士子為科舉湧向福州，甚至任職，稍有均勢；直到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由於部分士子不肯受日人統治，寧願回到中土，則又出現另一種形式的文化逆向輸送。

日本之治理台灣，為管理「台灣籍民」在福建地區的活動，並進一步擴張其殖民勢力，才又以「台灣籍民」出資、「總督府」監督的模式建立「東瀛」、「旭瀛」兩座書院，吸引不少中國人就讀。

日本竊據台灣期間，一方面以殖民政策統治台灣，另一方面則以「台灣總督府」為指揮中心，在福建省培植日本勢力，其策略即謂「對岸政策」，包括基礎工作、操縱新聞、教育政策等等。

1910年成立的廈門「旭瀛書院」是「台灣總督府」建立的「對岸教育途徑」之一，目的為培養「善良籍民」，這體現在課程設置、校園陳列展覽、台灣修學旅行等諸方面。有人說，該書院正是為培植日本在華南的勢力而生，對流寓福建的「台灣籍民眾」進行所謂「籍民教育」。

然而，「台灣公會」配合官方政策熱心辦學的背後，實是得以在日本領事館的庇護下販毒牟利，日本領事館坦誠「議員（指「台灣公會所屬者」）多數與鴉片有關，『台灣籍民』中之部分學生，咒駡公會議員為鴉片議員，此倒非不當之稱」；這些公會會員迎合日本當局，謀取自身利益，熱心捐輸的背後，實別有用心。

「台灣籍民」教師在軍事和教育活動中充當的日本帝國主義仲介角色，具有相當重要性；但由於目前的「籍民教師」口述史資料相對匱乏，「台灣籍民」教師的戰時行為表現，是否為他們贏得經濟優勢和社會地位？參與過「奴隸教育」的「籍民教師」戰後命運究竟如何？如何評價「台灣籍民」的真實想法仍存在困難。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台灣Wiki、「故事」、國史館、典藏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