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坊」歷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實業部、財政部司長，是中國直接稅的創辦人；一般認為，「高秉坊貪污案」實際是因派系鬥爭而起的冤獄案。

背景：

高秉坊，字春如，號純愚，山東博山縣人。自幼聰慧好學，就讀博山縣高等小學堂，畢業後考入山東農林學堂；1915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

1919年，畢業於金陵大學森林科，回山東任濟南模範森林局局長、青島農林事務所主任等職。

早在北洋時期，高秉坊就結識了孔祥熙，並為孔所賞識。第1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北洋政府根據「巴黎和會」上簽訂的有關和約，要求日本將佔領的山東青島歸還中國。為此，政府專門設立了「魯案善後督辦公署」，專司接收善後事宜。孔祥熙時任督辦公署實業處長，高秉坊就在該處任科長，二人開始共事。後來，孔任青島電報局長，高就做總務科長。

1922年，高秉坊在「魯案善後督辦公署」時，負責辦理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林業的對日交涉及接受事宜。他矢志於職，調查研究，提出《日本在太平洋會議議決交還青島後，濫伐之森林價值應退還中國》一案，力爭國權，後在《青島之森林》中刊出。交涉結束後，他即留任青島農林事務所主任技師，繼續為山東林業發展效力。

高秉坊一生中在山東工作4年，擔任濟南模範森林局局長時，他深入荒山僻嶺，依靠山區農民，在泰岳後麓長城嶺一帶，興辦「第一林場」，當地村民曾在林場中心建‘造福無疆’的牌坊，紀念此舉。他還利用設在濟南市的辦事處辦起了森林種苗交換所，發揮機關人員的專業特長，為津浦線早期在濟南、泰安、曲阜等地建賓館，美化庭院；幫助京綏鐵路局採購數千斤榔榆樹種，綠化線路。公餘時間，他撰寫了《中國森林學概論》，由商務書局出版。

1924年，張宗昌督魯，形勢惡化，高秉坊被迫離青，憤而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任廣東革命政府財政部（廳）秘書，先後在工商部、實業部、財政部任職，莫不勇於任事。

1927年，國民政府遷寧後，孔祥熙任實業部長，高秉坊到實業部擔任總務司司長，他辦事幹練，勇於負責，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在此期間，高大力推行國貨展覽、工業試驗。

1933 年11 月，孔祥熙改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本來高秉坊是內定的總務司長，高秉坊也認為憑自己和孔祥熙的關係，總務司長一職非自己莫屬，最終卻因孔夫人宋靄齡的反對，稀里糊塗地當上了財政部賦稅司司長。

按規定，財政部賦稅司職責是管理全國賦稅，但實際上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沒有賦稅的實際徵收權。在財政部內，鹽稅有鹽政司和鹽務總局主管，關稅有關務署負責，貨物稅有貨物稅署掌管；田賦及其他地方財政問題，是各省各自為政，財政部無法過問，賦稅司更是無可奈何，所以說，賦稅司是財政部這個熱衙門裏的冷差事，高秉坊坐的顯然是冷板凳。但是，高秉坊不甘寂寞。

1934年，高秉坊抓住召開第2次全國財政會議的機會，由賦稅司提出整理地捐稅的議案，認為各省地方捐稅，名目繁多，需進行整理。議案獲通過，決定在賦稅司內設立「地方捐稅整理委員會」，專司其事。高秉坊堅持清理地方財政、廢除苛雜，舉辦土地陳報，推行縣市預算；但是，「地方捐稅整理委員會」畢竟只是一個空架子，他更希望抓到賦稅的實際徵收權，真正提高賦稅司的地位。

高氏智囊團成員，號稱「謀士」的寧承恩曾在日本學習租稅制度，對所得稅頗有研究，乘機向高秉坊提出由賦稅司開徵所得稅的建議；高秉坊很快向財政部長孔樣熙打報告，要求開徵所得稅，孔祥熙非常贊成。

高秉坊受命擔任所得稅處主任，首先從整理地方捐稅、財政入手，逐步設立所得稅辦事機構，親自主持制定的《所得稅暫行條例》、《所得稅實施細則》，並履行立法程式，分別由國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公佈，自1936年10月1日起執行。

1936 年7月1日，財政部設立直接稅籌備處，負責籌備所得稅的開徵、所得稅稽征法令的草擬訂立、機構的設立、人員的安排；高秉坊以賦稅司司長兼任處長，成為中國直接稅的創辦人，宣導「新稅、新人、新精神」，表現出在財稅方面的卓越才能，成為民國時期開創新稅務的主要人物。

高秉坊大膽起用有文化和專業知識的人才，摒棄舊官場任人唯親的陋習，改用公開招考辦法。9月，主持開辦直接稅人員訓練班，培訓高級稅務人員。兩次12期共培訓高級稅務員2810人，每次辦訓練班和講座，除聘請學者、專家授課外，高秉坊經常親自演講，並提出「廉、能、勤、毅」4字稅訓，作為稅務人員的工作、生活規範。他認為，稅制、稅風、稅訓為直接稅的三大基礎。

10 月，直接稅籌備處改稱所得稅事務處，隨後在上海、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甘肅、陝西、青海、福建、江西、雲南等省設立辦事處。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所得稅於1937 年1 月1 日正式開徵，從而邁開了中國直接稅開辦的第一步。

在徵收所得稅的方法上，高秉坊主張改革舊稅局自征自收模式，實行稽征與收款絕對分開，即：稅局負責核定的納稅額、填發通知單，由納稅人持單直接向徵收稅款的銀行或郵局交納，當天轉入帳戶。這樣，既可保徵稅款及時入庫，又預防了截留稅款甚至稅務員貪污等弊端，為後來實行公庫法奠定了基礎。

1940年，又開徵遺產稅，直接稅體系的兩大主幹稅種因而確立。隨後，由於直接稅業務增加，地位日顯重要，1941年1月，財政部將所得稅事務處擴充改組，升格為直接稅署，高秉坊兼任署長。此後，直接稅體系又增加了新的稅種，如過份利得稅、印花稅、營業稅。直接稅署成為財政部重要而龐大的熱衙門，高秉坊也成為財政部的大紅人。

1942年，直接稅署又接管了營業稅，由高秉坊兼任重慶營業稅處主任，負責機構撤併。

在直接稅開辦過程中，高秉坊依靠孔祥熙的支援，大膽工作，完善直接稅的徵收制度，確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也因此引起孔祥熙政敵、國民黨CC派陳果夫的不滿，加之他本人一貫恃才做物，也惹惱一些人，所以高秉坊在創辦直接稅的一開始就為自己種下了禍根。

當時，陳果夫把中央政治大學視為培養黨政幹部的搖籃，不但CC系的嫡系要經過中央政治大學這座熔280爐煉一煉，就是高考及格人員，在經過系列訓練後，也必須到這一座爐上煮一煮，受訓半年，否則會視為異己分子。陳果夫把持如此嚴密，豈容高秉坊另起爐灶培訓幹部？陳果夫多次向孔祥熙要求打消開班之議，所需幹部由中央政治大學提供，或稅訓班由中央政治大學代辦。高秉坊認為直接稅署屬業務部門，業務骨幹應由自己培養，拒絕陳果夫的要求。高秉坊為斷其藉口，後乾脆聘請黃埔系骨幹分子桂永清擔任稅訓班訓育主任。桂永清是蔣介石的大紅人，得此兼差，欣然接受。高秉坊有桂永清出面支援，心裏踏實了，但再加引起陳果夫的嫉恨。

1942 年，各省市所辦的營業稅奉令合併於直接稅，高秉坊負責接管。當時，高秉坊不理中統頭子徐恩增的暗示，將四川6個中統分子擔任的分局長撤了4個不合格的，另2個異地調動，並裁汰了800餘名不稱職者，而對各人後台與背景未予考慮，且與在財政部兼任輯私署長的戴笠又有積怨。

1944年，孔祥熙赴美參加國際會議長期不歸，高秉坊便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步。一場蓄謀已久的由CC派精心炮製的「高秉坊貪污案」便產生了。

1945 年初，孔祥熙失勢，在內外壓力下交卸財政部長等職，CC 系原欲取而代之財政部長之位，哪知政學系捷足先登，俞鴻鈞奪取該職，CC 系退而求其次，盯住財政部直接稅暑這個肥差，高秉坊此時仍不識時務，舊仇新恨一齊湧上，CC 系下定決心要拔掉高秉坊這顆眼中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