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秦邦憲（博古）、鄧發、李維漢、張浩（林育英）、彭德懷、何克全（凱豐）、吳亮平、楊尚昆、郭洪濤等10多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制定了正確的策略，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和革命的急性病。張浩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佈《八一宣言》的經過。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主要內容如下：

一、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東北之後，現在又併吞了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併吞全中國，妄圖‘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並準備併吞全中國的行動，向著四萬萬人的中華民族送來亡國滅種的大禍，這個大禍就把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充當漢奸賣國賊的中國人，逼得走上一條惟一的道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不得不為保衛祖國而同日本帝國主義血戰到底’。

二、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決議指出：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中正，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中正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會議在討論黨的策略方針時，博古仍堅持‘左’的政治錯誤，說不論什麼人、什麼階級只要抗日都來參加民族統一戰線，這就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毛澤東等駁斥了這種‘左’的觀點，指出：在統一戰線中，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鞏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民族資產階級可以直接參加抗日戰爭，依靠英、美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一些也可能參加抗日戰爭。因此，建立國內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必要，而且可能。當然，不同的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參加到統一戰線中來，會有不同的動機和立場，但只要他們抗日，我們就要團結他們。決議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決議還提出了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強調‘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而黨要取得領導資格，就必須滿足廣大群眾的基本利益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

三、提出了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問題。決議指出：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全中國一切反日反賣國賊力量的聯合戰線的政權組織，也是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統一領導機關，建立國防政府應以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為基礎，建立抗日聯軍應以工農紅軍為核心。

四、提出了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決議指出：為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更加廣大的基礎，必須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並相應改變對富農、對工商業、對各階層的政策，以便團結他們共同抗戰。關於對富農的政策、決議規定：‘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之部分外，不問自耕的與雇人耕的，均不沒收。當農村中實行平分一切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關於對工商業政策，決議規定：要用比較過去更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歡迎他們到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領土內投資，開設工廠與商店、保護他們生命財產之安全、盡可能減低稅租條件，以發展中國的經濟。在紅軍佔領的地方保護一切對反日反賣國賊運動有利益的工商業。

五、指明了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問題。決議指出：為了更大膽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以爭取黨的領導權，黨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在目前形勢下，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但是，黨在反對‘左’的關門主義的鬥爭中，絲毫也不放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決議還分析了關門主義的來源，指出它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不瞭解實際，不會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的實際中來，而把馬列主義教條化的結果。決議還分析了關門主義的危害，指出它‘必然是使黨脫離群眾，使黨放棄爭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的任務’。

六、闡述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指出：為了完成中國共產黨在偉大歷史時期所負擔的神聖任務，必須在組織上去擴大與鞏固黨。在新的大革命中，共產黨需要數十萬至數百萬能戰鬥的黨員、才能率領中國革命進入徹底的勝利。因此，必須大量的培養幹部，更多的教育他們，發揮他們的革命積極性，把他們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為執行黨的策略路線而鬥爭。

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報告分3個部分：（1）關於戰略方針。要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遊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發展遊擊戰爭，做好白軍和白區的工作。（2）關於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幾年來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略防禦時，反對單純防禦，執行積極防禦，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後發制人，誘敵深入，以退為進；戰略進攻時，既要奪取先機，反對機會主義估計不足，又要適可而止，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險政策，要波浪式的發展，實行發展中的推進政策；基本原則還是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後退；集中兵力於一個方面，一個拳頭打人，反對分兵主義；戰略的內線作戰和戰役的外線作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鬥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改善紅軍的技術；實行統一指揮下的分割指揮，軍委在軍事範圍內有完全的權力。（3）關於行動方針。主要分3個步驟：第1步，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2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痛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闢晉西北，擴大紅軍1.5萬人，並保證必要時返回陝北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3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用小的遊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繫。

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相應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

12月25日，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還有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等。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大禍’。會議確定「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會議決定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口號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口號。

「瓦窯堡會議」還強調要用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否則抗日戰爭是不可能的。

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份子會議」上作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進一步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毛澤東也有力地批判‘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又指出必須預防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復辟。

歷史影響：

「瓦窯堡會議」是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歷史轉折時期，黨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經驗，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

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扭轉了‘左’傾錯誤給黨造成的長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中共的政治路線在「瓦窯堡會議」發生重大轉變，放棄了從1931年1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四中全會以來蘇聯指導下的教條主義，而以彈性務實的政策爭取群眾最廣泛的支持。富農、小資產階級、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成為中共爭取的對象。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就說：「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

不過，「瓦窯堡會議」雖然都指出地主買辦營分裂之可能，提出要利用敵人內部‘爭鬥’、‘缺口’之方針，但是由於沒有看到1935年「華北事變」後，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中正之對日態度已由軟弱趨向強硬，由一味妥協退讓趨向抵制，而繼續把他看成是‘賣國賊頭子’，仍舊採取‘反蔣抗日’方針，把蔣排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外。顯然，這與當時已經改變之國內外形勢和階級關係是不相適應。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百度百科、壹讀、人民網、中文百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