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2日，以上9人第2次開會，加入「台北帝大」的矢野禾積、島田謹二，正式將會名定為「台灣愛書會」，並決定會則與組織人員，制訂趣意書文案，進行觸及事業執行細目的協議。眾人公推「台北帝大」校長幣原坦為會長，副會長為河村徹。

4月25日，幣原召開第三次會議，加入甫從日本旅行歸台的神田喜一郎，會中決定舉辦「第一回書誌關係」展覽與演講，將會誌取名為《愛書》，預定6月創刊，並委託各委員、幹事。

「台灣愛書會」發起人共有：阿部文夫、市村榮、植松安、大澤貞吉、河村徹、神田喜一郎、澤田兼吉、幣原坦、島田謹二、瀧田貞治、武田虎之助、田中長三郎、矢野禾積、山中樵。該會具有強烈的企圖心，欲網羅愛書同道，共同以東西方書誌、書物作為學問研究，並普及發展讀書興趣。意即不僅只有同好間的切磋琢磨，更以推廣、教化大眾及提升讀書界水準為使命。

會員集會時間多在晚上7點，這應是會員下班後方有空閒之故；地點則多就地利之便在「台日社」的3樓講堂。

1933年6月，「台灣愛書會」發行期刊《愛書》雜誌，發行人兼編輯西川滿，一年出版3期，內容是主要針對台灣的漢詩、漢文、民間故事、民俗風情等加以解釋說明，每號以專輯形式刊行。

在截稿期限不到3週的時間，還能如期發刊，可見「愛書會」與《愛書》的經營已步上軌道。

1933年6月20日，「台灣愛書會」舉行頗具意義的第一次集會，幣原、河村、山中、田中等約40名愛書家出席，現場分發《愛書》第1輯給會員。會員並發表許多愛書談，神田談有關中國已佚失，但日本尚殘存的漢籍「佚失書目」；伊藤慎吾談荷蘭人霍夫曼在明治元年左右所出的日本文典；幣原談採硫日記外的蒙山法語、古都徵、蒙古老乞大等珍書；河村談內地旅行中見聞的珍書；田中則談日本的植物圖繪。

1934年4月23日的春季小集，山中先作會務報告，河村、植松及「台北帝大」方面20餘人出席，交換有關書物的研究、感想談。瀧田提供有關漱石的各種蒐集、原稿、朝日紙型本；西川談會津籠城時的報紙《天理可樂怖》及《日新館童子訓》、《艮齋閑話》的感想；山中論及與「番社采風圖」的因緣，約10點散會。在集會時由會員各自分享所長，便成了「愛書會」的優良傳統。而每逢《愛書》出刊，也會以該期為中心，彼此交換書物意見，如第2輯於1934年8月9日在「鐵道旅館」討論；第4輯在1935年9月27日，兼商量舉辦裝幀展覽會；第7輯則在1936年9月23日。

1936年，「台灣愛書會」更趁集會舉辦圖書交換會，3月23日首次在「台日社」3樓來賓室舉行，入場資格限會員及其介紹者。之後，每月23日都會舉行會員小集兼慣例的圖書交換會，5月，除許多圖書外，還有雜誌《書物展望》的合本，且歡迎會員以外的人參加。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戰時的「總督府圖書館」業務除了為迎合政令，並且募集圖書、雜誌慰勞士兵，別無其他的發展。

1938年10月，由「台北書物同好會」主辦首次「跳蚤書市」，「台日社」與「愛書會」支援的古書販賣展，至1941年6月，共舉辦6次，時間多為該年的6、12月。其中1939年12月改為「野田書房」主辦，最後2次則由「台北古書籍商組合」主辦。前5次場地在「台日社」3樓講堂，最後1次在市公會堂大廳。活動名稱不用過去習慣的「古書現賣展」，而用「跳蚤書市」，乃西川滿的主張，這是由於「跳蚤市場」發源於巴黎，於是便直譯法語成了「跳蚤書市」；活動旨趣為節約物資，相互交換愛書人不用之書。

1941年7月12日，安藤忠次歡迎會是「台灣愛書會」會員最後可知的一次聚會。

1942年8月，《愛書》雜誌停刊，共發行15期。

1943年，戰火延及台灣，山中樵於是計劃圖書疏散作業，由於他的熱誠，獲得當局同意疏散19萬餘冊之圖書。

1944年，開始實施圖書疏散計劃，並分散到近郊4個地區，分別為新店大崎腳、大同區大龍峒保安宮、龍山國民學校、中和莊南勢角簡大厝等4處。由於時間倉促，只有兒童室的圖書、查禁圖書及一些無價值的書刊，共約7萬冊留在館裡。

1944年，「台灣日日新報」因為戰亂而被迫停刊，由「總督府」與其他五報合併，改稱「台灣新報」，結束了其47年輝煌的歷史。

1945年5月，「總督府圖書館」被盟機轟炸之下，毀於戰火。

1945年10月，台灣光復後，山中樵仍然繼續留任「圖書館」，其館舍借用新公園的「台灣省立博物館」1樓，一部分為閱覽室、另一部分為辦公室和書庫。山中樵協助范壽康、吳克剛兩任館長，發展館務。

終戰後，河村徹返回日本，1947年逝於東京。

「台灣省長官公署」派李萬居、謝東閔等人接收「台灣日日新報」的產業，改組為「台灣新生報」，成為戰後初期台灣之最大報社。

1947年2月28日，全台發生暴動，治安混亂；山中樵於同年5月，始離台灣返回日本。同年11月11日，因病逝世，葬於輪王寺，享年66。

歷史影響：

「台灣愛書會」會員多以當時在官在學的日人菁英為主，台人則較少被吸納其中；透過演講會、展覽、座談會、會員集會，舉辦許多推廣讀書風氣，與書誌、台灣研究相關的活動。另外更協辦跳蚤書市，經由販賣交換舊書的概念，來增加圖書與知識的流通。

「台灣愛書會」以「台北帝大」、「總督府圖書館」、「台日社」為其骨幹，而這3個機關又執知識界與言論界之牛耳。在機關首腦的領頭下，自然有許多部屬或同好慕名而來，且有許多資源可供運用，如研究的人才、豐富的藏書及活動的宣傳媒介，這對「愛書會」的奠基與茁壯有相當大的幫助。

「台灣愛書會」的會合被譽為在台日人知識階級「賢人會議」，雖然「愛書會」會員或《愛書》執筆者中有許多人延續到後來的《民俗台灣》，如池田敏雄、西川滿、金關丈夫、楊雲萍等人；但「愛書會」這樣一個以台北官吏為主，透過學緣、地緣關係構築的菁英組織，所能吸納的台灣知識份子可謂鳳毛麟角，在執筆者上便不如《民俗台灣》有許多台灣人參與，當然這方面可能是雜誌的內容屬性不同之故。

雖然在會員上有其侷限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台灣愛書會」作為真心喜愛書的同好結成的會，在受官僚之力左右的台灣社會，文學活動開始脫離政治的框架。因此，「愛書會」舉辦了許多活動，有展覽、演講、座談會、跳蚤書市，參與的人數也相當踴躍，如「鷗外紀念展覽會」光2天的入場人數便達2000人，「跳蚤書市」也動輒展出上萬本，數量相當可觀，可見活動舉辦的相當成功，在智識的推廣達到一定的成果。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文獻、台灣日日新報、文壇人物、台灣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