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11日，北洋政府對逾億元的鹽餘抵押借款進行整理，公佈「償還內外短債8厘債券」條例，決定以發行債券方式，發新債還舊債。債券分銀元和日金兩部分，銀元部分56391300元，日金部分39608700元，共計9600萬元，故名「九六公債」。

「九六債券」面值分為1000、100、10元三種，償還期限原定為7年，從1923年1月起分6年半還清，每年償還2次。第1次抽還總額的4%，第2至第5次每次抽還總額的7%，第6至第9次每次抽還總額的8%，第10至第13次每次抽還總額的9%。

「九六公債」發行後，因資金短缺，本息均無著落，銀元債券僅付息1期，日金債券付息9期，還本3次，以後再未還本付息。「九六公債」從議起、發行到償還，均遇到困難，遭到非議，並先後造成1925年和1927年兩次影響很大的「公債風潮」。但由於「九六債券」不記名，可自由轉讓、買賣、抵押，可用作公務上所需保證金的擔保品，也可用作銀行的保證準備金，所以，雖其既不還本也不付息，但到1933年，買賣「九六公債」的人仍甚活躍，變成投機之目的物。

北洋時期這樣一項重要的公債個案，體現了北洋政府時期發行公債的一些特點，並折射出京滬兩地證券市場的一些差異。

1921年7月間，華美遠東物品證券交易所籌辦，其籌備處副主任喬立南、會計主任張伯勤在各日報登載虛假的招股廣告，聲明該交易所係經美國政府核准註冊，一切均照美國法律辦理。當時許多人見此廣告，信以為真，並認為投資該所較為可靠，即往該所籌備處認股。

該所旋於1921年9月間在上海四川路51號開幕。不料，同年12月，喬立南等人忽然將該所解散，並將全部生財及簿據搬取一空，而後逃匿。

該所股東兼經紀人孟建業等人遂向美國駐滬領事署調查，才知悉該所並未向美國領事署註冊，眾股東均被喬立南等人的不實招股廣告所矇騙。

1921年7月至10月間，中美證券物產交易所也發佈虛假的招股廣告，假稱‘中美證券物產交易所係由本律師依據美國公司條例，呈請美國政府註冊組織’，向公眾騙募了50萬元的資本。

1922年以後，中国政變迭出，政府掌財部者利用銀行，銀行或欲啖高利，或為欲罷不能，短期墊款、借款之事，仍繼續不斷。惟銀行界較從前慎重，遇有借款，須有確實之擔保，且索高利，然政府未還之數，積至1925年年底，短期借款本息仍有3800餘萬元未清，銀行墊款積欠本息達3000餘萬元。自1922年至1926年間，北洋政府皆賴此短期借款、墊款，以資維持，然最終不免於崩潰滅亡。

北洋政府發行的國內公債一般由銀行承銷，但需要通過證券市場進行流通，北京證券交易所向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開業的呈文，就清楚的證明了這一點。該呈文強調指出，成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根本理由和原因，是北京「所有公債及一切有價證券之買賣漸見增多，但無統一機關為之評定，價值漲落毫無一定標準；且無穩固機關為之擔保，故買賣通常只可為現貨買賣，而不能為定期買賣，以是關於證券之流轉不無窒滯之處」。可見，解決證券特別是公債‘流轉不無窒滯之處’的問題，是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政府公債和國庫券發行最多、最濫的時期，便是北京證券交易所最繁榮、最興旺的時期’。

但是，為交易政府債券而成立的證券交易所，基礎並不牢固，還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為南京政府公債市場的同時，北京證券交易所就已經出現衰落並陷入了停頓。北京本身並不是一個工商業城市，沒有發達的產業基礎，因此北京金融業與交易所的發展更是與北洋政府的命運息息相關，這一點，對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命運有重要影響。

1924年6～7月間，北洋政府財政當局在操縱「九六公債」買賣之餘，又與程錫庚（財政部秘書、全國財政討論會專門委員）等人共同出資300萬元，組織投機倒把團，專做6厘公債的投機性交易。

該利益集團一方面由某銀行出面做多頭，大批買進6厘公債期貨以抬升市價，另一方面又借助總稅務司安格聯給程錫庚的‘6厘（公債）可以抽籤’的復函來散佈公債可以還本付息的利好信息，誘使北京政府各部官員及國會議員參與多頭交易，哄抬公債市價。

倒把團在公債行市漲到極度和江浙戰爭一觸即發之際，遂轉做空頭，拋出大批現貨，僅某銀行即拋出6厘公債100多萬元；北京證券交易所也自設信託部，公然以本所的名義自營空頭交易，以致公債市價震盪下跌。

該所在‘停市之前3日，6厘（公債市價）每萬元一日間忽相差至千餘元，即該所以詭秘的手段出之’。投機倒把團通過操縱證券市價，轉手之間即可獲利300多萬元；而追風購進6厘公債的投機者包括300多名國會議員虧折總數在300萬元以上。

由於多空雙方為應否按期交割及各自的利益得失爭訟不休，農商部和財政部意見不一，政府與國會意見相左，所以，涉案的北京證券交易所一度被迫停市。

1925年、1927年，北洋政府財政部高官潘復與奉系軍閥、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京津銀錢業人士聯手進行公債的內幕交易，並釀成了2次「九六公債」風潮。

1927年，國民黨政府建都南京，雖然還未建立統一的政權，但北洋軍閥的失敗已經震撼了北京證券市場，‘證券市場因時局影響，大為震動，各種債票無不低落，其中以「九六公債」跌落尤甚，持票人損失甚巨’。此後，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境況一年不如一年，從1928年起，北京證券交易所一直不能盈利，也‘無稅款繳解’，1933年上半年6個月，證券成交額僅1677萬元，還不到上海證券交易所一天的營業量，收入已不能維持營業，北京證券交易所陷入停頓狀態，終至抗戰爆發為止，也未能恢復。

歷史影響：

近代中國爆發的證券市場風潮，包括股市危機和債市風潮，具體成因複雜，大致如下：

1、國外因素誘發投機及銀行資金流入股市釀成了危機；

2、政局不穩定及利益集團操控市場引發恐慌；

3、先天不足的證券期貨投機增大了證券市場的脆弱性；

4、政府和公債信用不良誘發投機並釀成恐慌；

5、證券市場缺乏監管以致投機發作並釀成恐慌（1921年，北京政府財政部還自毀信譽，公然違背交易所法，派員至上海以鉅資設立官辦的「中華內國公債交易所」，直接參與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此舉不僅遭致商辦證券交易所的群起反對，而且還降低了北京政府及其頒發的法令的公信力與權威，北京政府頒行的許多管理法規都沒有得到有效的遵守，政府對信託業的發展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對證券機構的管理也軟弱無力，以致信交機構的投機發作，一發不可收拾。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雖然積極推進六法建設並取得顯著的成效，還強化對證券市場的監理，但財政部次長徐堪、中央銀行副行長陳行、國貨銀行董事長宋子良等政府權貴以權謀私、組織並利用秘密投資公司散佈謠言、操縱公債市價、釀成金融風潮的投機活動卻不受約束。1935～1936年的「上海公債風潮」就是市場操縱不受監管的產物。）；

6、證券交易所自律水準低及投機操縱過度而釀成危機（1916年後，中國雖設立了公司組織的證券交易所，這些交易所要對本所的證券交易承擔連帶責任，要分擔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部分監管職能，但是在公司和證券經紀人的信用水準整體較低、政府對交易所的外部監管不到位、政局不穩和投機盛行的情況下，華商證券交易所受股東利益驅使而放鬆對上市證券和經紀人的監督，甚至違規經營，助長投機操縱，釀成市場風潮，1921年的信交風潮、1925年和1927年的「九六公債風潮」與此有關。）；

7、財政貨幣危機誘發證券市場投機風潮。

根據「內債」這一概念的科學界定，北洋政府所發內債總額應為9927254491868元。以往學術界在對北洋政府內債政策的考察和評述中，偏重於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壞性等消極作用，而對近代中國內債的兩重性分析顯得極其缺乏。

事實上，北洋時期所發行的內債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效果的，首先，北洋時期大量國內公債的發行，進一步突破了中國古代慣用的捐輸、報效等封建落後的籌款方式，而採用借債的方式應付政府的緊急財政需要，這在財政手段和財政觀念上都具有進步意義。其次，從內債的用途上講，北洋政府所發行公債總額中的1196億銀元（約占總債額的20%）用之於交通事業建設、教育事業和水利、賑災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發公債加速了銀行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了中國近代銀行業的迅速發展，再由銀行資本投資工業資本，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新華網、中國銀行、搜狐、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