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何志康與在「怡和洋行」任職的教友鮑國昌、徐虎臣等人共同出資3萬7千元大洋，從霞飛博士手中盤進了「信誼藥廠」。繼而，藥廠被改組為華資股份有限公司，何志康任總經理，霞飛博士被聘為總技師，並成立了由鮑國昌、徐虎臣、許世芳等人組成的董事會，徐虎臣任董事長，霞飛博士為監察人。

徐虎臣，浙江舟山人，上海灘建築行業的營造廠大老闆，擁有東有恆路一帶（今東餘杭路）的房地產。

鮑國昌，浙江鄞縣人，1912年在聖芳濟學校畢業，震旦大學肄業。1925年進「怡和洋行」，諸熟英、法語。他在工作之餘，任徐虎臣家的家庭教師，同時還從事地產買賣。

1932年，「信誼藥廠」製造的產品除「維他賜保命」外，還有鉍司莫撒餌、鳥魯透賓、麥角等藥劑和醫用材料共20多種。「維他賜保命」是「信誼藥廠」的拳頭產品，1933年被美國衛生機關認可。當時，「信誼藥廠」已經是「遠東第一大藥廠」。

1936年，「信誼藥廠」資本已達60萬元，職工發展到100多人，還在滬南增設了醫用橡皮膏廠。

此時，廠內高層矛盾激化，俄國人霞飛博士雖然將「信誼藥廠」的治權和商標權讓給了何志康及其股東，但是將作為「信誼藥廠」的看家產品「維他賜保命」的配方始終秘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上，據此坐收高薪和分享高額利潤。

鮑國昌為了掌握藥廠產品生產的主導權，想盡辦法通過自己的親信，藉故出入霞飛博士的配方間，終於將配方和有關生產工藝的秘密資料弄到自己的手中。正巧此時，發生了霞飛博士在經手一批進口貨物中違規夾帶私貨事件，「信誼藥廠」被海關處罰鉅款，遭到了很大損失。鮑國昌乘機‘勸說’霞飛博士退出股份，脫離「信誼」。

自此以後，「信誼藥廠」完全掌控在中國人手中；霞飛博士也於1937年抗戰爆發後離滬回國。

鮑國昌在平息了‘配方’和‘海關事件’的風波後，辭去了他原先在「怡和洋行」的職務，擔任「信誼藥廠」的總經理，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藥廠的管理工作上，工廠的管理機構也遷到福熙路（今延安西路）397號。

次年，何志康辭職，另去經營「極星藥房」。而後，鮑國昌聘請了陳銘珊任副總經理。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上海難民人口劇增，醫藥需求增加。

1938年，「信誼藥廠」還增建了血清、玻璃、紙盒、印刷等廠。

在這個階段的發展中，「信誼藥廠」遇到了規模相當的「新亞藥廠」的激烈競爭。「信誼藥廠」生產好力生、食母生、新惜花散等藥品行銷市場，「新亞藥廠」也生產同類產品海力命、保青春、新消梅素等藥品在市場上推銷，在售價、包裝、品質等各方面，全方位地與「信誼」競爭。迫使「信誼藥廠」採取對策，降低成本，提高品質，改變行銷手段，大力利用報紙廣告，通過記者發表評論，提高產品聲譽。

當時，由於上海市民掀起抵制洋貨的國貨運動，也為國產西藥的市場銷售創造了條件，「信誼藥廠」的國產西藥開始被上海市民認可。

1938年，「信誼藥廠」的「維他賜保命」月產量達1萬盒，全廠年產值約50萬元。

「信誼藥廠」在渡過了產品信譽關後，又遇到了原料關。

「信誼」的原料原來大多由英美進口，上海淪陷後，海上通道被日本人切斷，造成了原料藥進口困難。

1940年起，鮑國昌在馬思南路（現思南路）劃出部分廠房，建立化學藥物研究所，並聘請藥學教授潘正濤、法國里昂大學畢業的漢學博士林世瑾和王守白等人著手研製化學原料藥。是年底，磺胺噻唑原料藥研製成功，開始試製「消治龍」系列產品，由於療效顯著，經濟實惠，很快成為市場上的暢銷貨，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必備藥品，產品遠銷全國各地和南洋各國。

上海的「新亞」、「五洲」藥廠看到「信誼藥廠」的「消治龍」產品如此旺銷，也生產同類產品仙發龍等，終因「信誼藥廠」名聲在外，早已佔領市場，各廠均敗下陣來。此時，「信誼藥廠」職工人數增加至300餘人。

隨著「消治龍」產品銷路日廣，廠裡原料藥供應不足，成為生產的障礙，「信誼藥廠」又在陸家路（今番禺路）、喬敦路（今淮海西路）口，租地10多畝建造「信誼化工廠」，專門生產原料藥。起初，每天只能生產5到10公斤，還發生了設備爆炸的傷人事故，經改進後，日產量才達50公斤。然而，原料藥依然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因而「信誼」收購了「東南化工廠」、「優寧藥廠」、「光華藥廠」生產的部分原料藥。

「優寧」、「光華」兩廠眼看「消治龍」好銷，藉口收購價格太低，停止了對「信誼藥廠」的供應，自己軋片出售，嘗到了甜頭後大量生產，造成產品過剩銷路不暢。「信誼藥廠」就降低價格全部吃進兩廠產品，重新加工改製；後來乾脆停止收購，使他們庫存積壓，發生生存危機，不得不低價賣給「信誼」。「信誼藥廠」在生存發展的道路上又排除了一個障礙。

1940年7月，鮑國昌著手企業內部的建設，「信誼藥廠」聘用了10多名大專院校優秀畢業生，組織企業生產管理班子，參照英美等國的企業管理，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獎懲辦法；如子女入學可享受獎學金，職工結婚、生育發給津貼。

鮑國昌還用「紅單子」的方法，對所賞識的職工每月另增一份獎金，並附有一張簽有‘K．C．鮑’的紅字條。他還將發給廠裡高級職員的紅包改發為股票，使之成為工廠的股東；從此，「信誼」的職工都非常珍惜自己的這份工作。

1941年，「信誼藥廠」贏利140萬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駐上海租界，英美藥廠均被列為敵產。「信誼藥廠」進口的大量原料藥被日軍軍部扣押，在英商白蓮涇碼頭倉庫中，鮑國昌不得不設法通過汪偽疏通，方得運出。在敵偽時期，為求生存，「信誼藥廠」曾由董事會聘請上海地方大老許貴生、虞洽卿先後擔任董事長，方才熬到抗戰勝利。

1942年，「信誼藥廠」增資為中儲券2000萬元，分別在天津、北平、昆明、香港設立辦事處。

1945年，「信誼藥廠」在新加坡、曼谷等地設立辦事機構。

「消治龍」產值躍居為全廠首位，是當時遠東地區最暢銷的藥品之一，這奠定了「信誼藥廠」在製藥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這年，「信誼藥廠」以10萬枝「消治龍」在市場拋售，換得1300兩黃金後，向大陸銀行買進虹口崇明路82號德鄰公寓和北江西路55號原沙遜洋行倉庫。可是，還未等「信誼藥廠」搬入，就被國民黨接收大員以敵產查封；後經鮑國昌向上海市警察局局長、警備司令宣鐵吾請求，方得發還。

抗戰勝利後，一時間美製西藥傾銷國內，上海的製藥業倍受打擊。

「信誼藥廠」的「消治龍」和「維他賜保命」兩大產品，因為適合國內民眾消費需要，非但不受影響，因原料藥供應充足反而銷售額激增，營業額猛增1倍，達到歷史空前水準。職工也增加到600多人，有時還要雇用大批臨時工參加包裝。「信誼藥廠」將德鄰大樓作公司總部，還分別在江西北路55號、北京西路914號、延安中路397號開設了分廠，廠房面積達63640平方米；在楊樹浦匯南路開設了研究所，全廠職工共1000多人，產品有170多種。

此時，「信誼藥廠」著手研究中藥製劑和藥品，並很快取得成果；由於「信誼藥廠」的成功，藥廠又有更多的新產品推向市場。

1947年，「信誼藥廠」經過再次增資改組，鮑國昌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廠總部搬至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71號。可是好景不長，「國共內戰」使市場通貨膨脹嚴重，產量逐年下降，原料補進困難。

1948年，國民政府發行金元券，蔣經國到上海限價，弄得市場疲軟，使「信誼藥廠」遭受到更嚴重的打擊。鮑國昌無心在上海經營而遷居香港，後定居烏拉圭；企業交由其弟鮑國梁經營。

由於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企業困難重重，每月只夠應付日常開支，職工工資也改為每週發放一次；「信誼藥廠」的生存處在艱難之中。

1951年底，鮑國梁離職，由陳銘珊繼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信誼藥廠」在人民政府支持下，於1953年試製異煙肼原料藥成功。

1966年，公私合營，由10家中小企業合併重組，改為「上海第7製藥廠」。

歷史影響：

「信誼藥廠」在發展過程中，不但要應對同行的競爭，還要應付進口產品的衝擊。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外國進口西藥充斥市場，一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醫生，甚至拒絕使用國產西藥。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信誼藥廠」加大了產品廣告宣傳力度，在當時的大公報、新聞報、申報上幾乎每天都有他們的藥品廣告。

當時，有《大公報》記者著文說：「信誼藥廠創立以來已有20餘年了，在中國新藥工業的歷史上有著開創的功績。際此民族工業苟涎殘喘的今天，仍能咬緊牙關，繼續出品，而且日益求精，這不能不令人敬佩。事實上國產藥品不比外國貨差，某些藥品還勝過外國貨……」。

1979年，由於「信誼」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又恢復了「信誼藥廠」名稱。

（資料來源，參考：東方網、上海通、藥渡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