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外表看起來很團結，其實並非鐵板一塊，其內部按出身可分為元老派、實力派、少壯派、留俄派、外賓派等。由於王公度權傾一時，他很快成為‘眾矢之的’。

桂系「實力派」人物廖磊、夏威，早年跟隨李、白出生入死，立下汗馬軍功，豈容一介書生王公度高居其上？且這個王公度把觸角伸進軍隊，操縱軍官，桂軍總參謀長李品仙與王公度的「留俄派」也是水火不相容；王公度以總政訓處長職位，總欖全部特務機構與情報工作，遇事直接報告李、白，不通過總參謀長，把李品仙架空，這使李品仙深為不滿。桂系第3號人物黃旭初也感覺到來自王公度的威脅。「外賓派」頭目潘宜之、邱昌渭等，新來廣西，沒有適當肥缺，需要向王公度開刀，把他兼職較多的職位奪過來，於是，他們常在李、白面前攻擊王公度。

「少壯派」人物梁家奇還引白崇禧的話說：「白老總也說公度太狹隘了。」「元老派」如黃鐘岳、王遜志、陳雄等人，也以王公度專權自用，目中無人，在派系爭鬥中不給王公度以支持。甚至「留俄派」內部如張威遐、李文釗、趙可任等，也攻擊王公度壓制自己人，不給他們在李、白面前進言的機會，妨礙了他們擔任較高職務。

1936年8月24日，在南寧總部召開的各黨派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樣，主張在兩廣公開反蔣。9月3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黃旭初、王公度、潘宜之、李任仁等在廣西省政府大樓再次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會上，王公度極力主張團結進步黨派在南寧開創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結論。4日上午繼續討論；李宗仁最終決定「應以和為上策」，蔣桂對立遂以妥協告終。顯然，「蔣桂妥協」是王公度極不願意出現的一種局面。

1937年張雲逸的廣西之行，是由劉仲容居中聯繫、王公度周密安排的；這說明此時的王公度對共產黨的看法有了轉變。張雲逸訪桂，引起桂系內部一場爭論；李宗仁曾約白崇禧、黃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黃同伍、潘宜之等人舉行會議，商量對策。討論至深夜，‘未得具體結論’。次日繼續商討，爭論頗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為一方，認為廣西與中共均主張抗日、民主政治及社會主義，應當加強聯繫，通力合作；但黃旭初、潘宜之等人則認為廣西應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這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倘以學者態度來搞政治，必然失敗。

1937年，抗日軍興，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應團結一致，以抗戰為第一。李、白遂下令撤銷其「革命同志會」，凡各小組支部，命令到達之日，集合全體人員共同監視焚毀呈報。命令下達後，各級單位都遵辦了，唯有王公度領導的軍校同學會、幹校同學會，以為非政治組織，沒有取消。

當時白崇禧已入京做副總參謀長，李宗仁則率廖磊、夏威兩軍於桂北待命北上；王公度不知何事流連京、滬之間。時李品仙主持後方軍政，在「實力派」、「少壯派」的協助下，屢電王公度回桂，但王遲遲不歸。「少壯派」核心人物韋贄唐所主持的特務工作，發現省內各地尚有名目不同的秘密小組織，皆為王公度所為。於是，各派與王公度的矛盾成了桂系內部矛盾的一個焦點，非去王不可！

黃旭初、夏威在「廬山訓練團」受訓完畢後到南京去見白崇禧，白與他們密商處理王公度的問題。

1937年8月30日，李宗仁下令逮捕王公度，同案被捕的有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如陶保桓、崔真吾、陳大文等人。

9月2日，李宗仁召集‘討論黨案會議’，決定成立王案審判委員會，以李品仙為審判長。‘判極刑13人，李德鄰逡巡不忍，逾旬無執行意’。

9月6日，李宗仁在總部省府聯合紀念周中，宣佈王公度破壞團體，奪取政權之陰謀；直到這個時候，李宗仁還沒有下定決心殺掉王公度。時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率軍北上抗日，揚言道：「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黃旭初也認為非斬草除根不可，萬一王公度倖免一死，將來東山再起，於他實在不利。所以，黃一再在李、白面前堅持，非殺王公度不可。

9月14日，李宗仁不得已下令槍決了王公度，同時被殺的還有南寧軍校政訓處副主任謝蒼生、政治教官區渭文、中尉指導員韋幹、教員陶保桓和崔真吾。

王公度死後，曾有人把他的名字和謝蒼生聯成一句：「公度一死謝蒼生」，所謂「蒼生」者是指黃旭初、廖磊、夏威、潘宜之等人。

歷史影響：

王公度一案，歷來眾說紛壇，莫衷一是，特別有關當事人更是說法不一，真偽難辨。但是，王公度失勢、喪命，確實是桂系內部派系之間明爭暗鬥的結果，王案的處理，有著一箭雙雕的目的。

1937年10月，廣西省警察局長周炳南被部下問到時說，王公度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政客……搞託派活動，陰謀造反，所以老總（指李宗仁）下令秘密處決他。」李宗仁總部辦公廳上校秘書謝天生認為：「王公度平日太專橫獨斷，出風頭太多，樹敵太多，引起別人的嫉妒和憎恨，因而樹大招風，最後招來殺身之禍。」

1950年，桂系特務頭子梁學基在香港談到，「王公度雖然在蘇聯留過學，但他並不是真正的託派，說他託派不過是一個煙幕彈。王公度之死實在是死在九叔（指黃旭初）手上。」程思遠在《政壇回憶》裏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王公度的問題，肯定是蔣中正對白崇禧提出的」，「似乎桂系炮製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間計了」，「王案的確是一樁錯案。」

1966年8月，程思遠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濱避暑，有一天，劉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麼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亦凡公益圖書館、中文百科、新浪網）